中关村回顾（三十五）钱学森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

本来我不准备写钱先生的。因为他仍在世，而且国内对他有极高的评价，比其他老科学家有多得多的颂扬文章。但在2009年10月底我的回国之行成了送行之旅后，我决定写点东西。10月29日贝时璋伯伯走了，二天后，钱伯伯接着西去。二位在中关村14楼住过的前辈相继去世，对我而言极为震撼。

50年代中后期，钱先生在中关村住的时间不长，我只见过并无接触，刚刚和真真常在我们楼前骑小自行车，那时他们都很小，以致50多年后我去他家吊唁时，见到的钱永刚，几乎完全不认识。

自左到右边东子，钱永刚，笔者和黄克平

    钱伯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他曾对前来探望自己的温家宝总理讲，“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现行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呢？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1949年我上小学一年级。长在红旗下，是完全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十七年教育路线下成长。那个年代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了文化革命走到了极端，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十年的浩劫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浪费了宝贵的时光。虽然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急起直追。我们这一代虽然个别人小有成就，从职务上有担任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高工等等，但整体上我们无法超越甚至达到我们父辈所取得的科研成就。这是为什么呢？国内的大学经历二次大的“改造”，一次52年的院系调整，完全照搬前苏联的教育体制。例如当时两所著名大学，由于和国民党的江浙势力关系密切，一所遭解散，一所遭拆分。即中央大学和浙江大学，前者吴有训曾任校长，后者竺可桢做了十三年校长。解放后他们二人均调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由于家父长期在竺校长领导下工作，我对浙大有所了解。在浙大西迁时，据资料显示,1936年浙江大学有教授、副教授70人，文理、工、农3个学院共16个系，1946年回迁杭州时，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学生2171人，7个学院共28个系。在贵州湄潭生活过的师生中，后来出了50多位院士，浙大的湄潭时期，物质条件极差，但学术民主气氛很好，教授们心情舒畅，专心教学与研究，那时的浙大，确有百家争鸣的局面。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二度来访，赞扬浙大是中国战时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他说“昆明之西南联合大学舆贵州之浙江大学及其他数大学学生之程度、堪与英国之剑桥、牛津，美国之哈佛、耶鲁等大学相比。”。而拆分后的浙江大学，又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长期恢复不了元气，直至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又经历院校合并和大学扩招的第二次大的“改造”，我不否认有些成功的例子。但2008年我曾参观浙江大学，对如此之大的超级大学，我十分担忧他们如何管理？钱学森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这两所名校并未因为是College而影响其声誉。有人讲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有钱，有仪器设备，有图书大楼，还有高分考入的学生，但缺少的是“求是”的风气，创新的精神和真才实学的教授。行政化的学校管理和官员治校和竺可桢倡导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和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相距甚远。我特别反感有些人明明是官员还要带个教授的头衔，要当官儿，就不要当教授，教授、教授就要教书授课。没有德高睿智的教授，没有宽松的学术民主气氛是培养不出来杰出人才的。

  钱学森先生强调我们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他回国以后，国家对他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教育体系能否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人才，我们敢不敢大胆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教育体系，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