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社(二十四)陈去病与南社 – 陈绵康 陈艺

下面是转载陈去病的小儿子陈绵康和孙女陈艺在1989年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暨先父陈去病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的文章:

陈去病是南社三位主要发起人之一。1874812日(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初一子时)生于苏州市娄门内平江路庆林桥旅次,故初名庆林,字佩忍,一字伯儒,号汲楼,别号巢南,亦曰病情,自署垂虹亭长,晚称勤补老人。祖籍浙江兰溪,元末至正午年间,方国珍在黄岩起兵反元,陈氏先祖僻乱迁来吴江,先承世业锻铜为熏炉,名大著,数传更榨油业。至明中叶,由黎里而周庄,清乾嘉年间,曾祖由周庄迁青浦诸巷,至祖父时自诸巷迁吴江芦墟,再迁同里,仍事油粕制造,“不屑仕宦”,不思“攀附”。

     陈去病一生的行为,受青少年时期教育影响颇深。他本是遗腹子,9岁是叔父去世无后,又兼承祧祀。生母、祀母同心督教严,重孝友仁义侠直。15岁起,从著名学者长洲诸杏庐先生执经就学五载,“自经史以外,旁及两汉三唐,文章词赋靡不搜讨迨遍,攻读无余,尤长于经世大略,慨然有揽辔澄清之志”。21岁时补吴江县学生,明年科试优等补廪。时值甲午战败,清廷丧权辱国,他极为痛心,旋即与金松岑、蔡冶民等创立雪耻学会,以唤起民众为己任。戊戌政变和庚子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再次使他感到国家民族之图存,不能寄期望于变法维新,而必需进行革命。1903年春,他怀着“梦魂蚤落扶桑国,徒侣争从侠少年”的壮志,到了被当时中国进步青年视为学习西方强国富民比较好的日本,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很多激进的爱国志士,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庚子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使陈去病由拥护康梁变法维新转向革命,而在日本几个月的斗争活动,则确立了他革命一生的牢固基础。1903年夏秋间,陈去病回到上海,在爱国女学任教。

陈去病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先后兴办过东江国民学校、竞雄女校,执教于爱国女学、微州府中学、绍兴府中学、浙江法政学校、东南大学、持志大学,创办了《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大汉报》,担任过《江苏》、《警钟日报》、《中华新报》、《越铎日报》的主笔、编辑,在《国粹学报》、《民报》等发表了大量文章,搜罗了众多的乡邦文献、明清史料,整理或编著了《陆沉丛书》、《正气集》、《清秘史》、《五石脂》、《吴长兴伯遗集》、《吴赤溟先生遗集》、《松陵文集》、《吴江诗录》、《笠泽诗征》等,著有《百尺楼丛书》、《浩歌堂诗钞》、《巢南文集》、《病倩词话》等,还有不少未及刊印的,原托交柳亚子、范烟桥先生,惜几经战乱,不知安在?同时,他又很重视会党的作用,与光复会、兴中会关系密切,与秋瑾、徐锡麟、王金发等都过从甚密。他还多方结社,组织了雪耻学会、匡社、秋社、越社、神交社、南社、黄社等等。陈去病提倡戏剧革命,也组织过多次推翻黑暗社会,推翻反动势力统治的武装起义。可以说,他的活动遍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新闻、宣传乃至经济建设诸方面。而这一切活动无不围绕革命这一首要任务。虽几经挫折,几遭厄难,其志不移。19053月,《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被封,工作人员被捕,他当时恰巧不在上海幸免于难。事后,他写有“吾舌尚存笔尚健,阳秋著述未嫌频”之句。19087月,他准备邀众去祭奠秋瑾义士。时,清浙江巡抚正悄悄向他们张开捕网。走僻乡之后,他诗赠柳亚子话别。诗曰:“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达了他为革命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和坚信革命必胜的高昂激情。

     成立于19091113的南社,陈去病不仅是积极参加者,而且是主要发起者及组织者。198752831日,在苏州举行的纪念柳亚子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南社发起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再次一致确认南社领导人的排列次序是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和姚石子,可见陈去病在南社创建和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南社的酝酿成立和诞生,就其表面来看,在陈去病先生的《南社杂佩》中有“南社者,去病与吾苏高旭、柳弃疾三子所以继东林、复社之志业而与焉者也。故其始之取友也尚狭”之说。其实,南社成员中聚集了众多的同盟会会员。19091113,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参加第一次雅集的17人中,就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到辛亥革命前夕,南社社员发展到228人,“既而革命军兴,南都建国,繇是四方贤豪华集吴会,而社友乃益盛遍中国矣”。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东江平叛、北伐战争,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南社的许多成员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蔡元培、廖仲凯、何香凝、杨杏佛、李根源、柏文蔚等,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有一个时期,国民政府五大院院长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是南社社员。从举行雅集,出版《南社丛刻》等看起来,南社是个文学团体,实际上南社成员最大量、最日常的活动是从事政治、军事、文化、宣传、新闻、外交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因此,南社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越出了“东林、复社之志业”,也不仅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而是和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几复”、“犄角”都只是为了便于从事革命活动的掩护之词。从“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及誉南社为同盟会的宣传部,甚至“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都点明了其间关系之深,点明了南社的本质。

     革命是个极为复杂曲折艰巨的过程,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斗争方式常会随之有所变换,而当此不为人们所理解时,往往易遭到不应有的误解。陈去病也曾遭到过类似的非议。1907年冬,陈在一次酒后醒来所写二首诗中,提到了梦见穿着“先朝儒服”。即此,曾被人认为“是代表封建制度的”。其实,这时的陈去病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参加了兴中会、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直接从事宣传鼓动,发动群众的革命活动。当时的清朝,尽管处于极其腐败,大厦将倾之际,但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既容不得一丝改良,对革命的镇压就更是极其残酷了。这样,革命者不能不利用一切有利于推翻满清的手段——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地下的、和平的、武装的、大规模的、单独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陈去病着力研究南明史,大量编撰明末抗清志士的遗著,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诗文,并且接二连三地结社,正是利用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民自秦汉以来,对外族的抗拒、反统治心理,特别是满清入关后的残暴屠杀,在人民中造成的反抗心理。该诗末句提出“易服焚巾应有事,腐儒何用一徘徊”,号召人民坚决起事,正说明他以历史为武器,利用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来达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的。这种做法,实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斗争策略。

   此外,从陈去病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1904年谴责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的立场所写的“大盗入室,主人酣眠,其亡,我中国人民有不为再重奴隶者乎?”到1911年,在《对内讧者直悲感》中所说:“盖彼袁世凯者…… 以倾覆我垂成之绩,以搴我独立之旗,以遂其黄幄左纛,帝国立宪之雄图”;《大汉报》发刊词“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族之成,并提倡民生主义,以亟图社会之升平,获共和之幸福。”在《吴中水利议》,以及由陈去病领衔的《南社临时召集广告》所述:“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可以看出,他不仅很早就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统治结合在一起,不仅“鼓吹民族主义”,而且积极提倡民生主义,主张共和,并强调要以建立政党来领导和推进革命。其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之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因此,“倘然孙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指陈)是会奉命不遑的吧。”这样的“笑话”及“倘然”的设想也充实无由发生。若取其意,谓陈去病对孙中山先生感情之深厚,事业之忠诚,这倒是符合事实的。武昌起义前,他没有因各地起义频遭失利而消沉;10月举义后,汉阳失守,他奋臂大呼:“沉舟破釜,拼死力争”;临时政府成立后困难重重,他反对和袁世凯妥协,继而参加“二次革命”。19168月,孙中山先生考察浙东,他辞去浙江省府秘书之职追随左右。孙先生有“从我游者二三子外,唯吴江陈子去病与焉……以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知去病者,宜莫余若”之感慨。继而,他在甬东组织起义响应护法;次年赴粤任参议院秘书长。1922年,从中山先生于韶关行幕,任大本营宣传主任。他豪情满怀,“杖策从征亦快哉”,“饶鼓从容赋北伐”。陈炯明叛,他临危脱险北上。中国国民党改组,他奉中山先生命任江苏临时省党部执委,并邀柳亚子先生出来一道工作。旋为响应中山先生反对直系军阀之策略,组织江苏民治建设会,驱逐盘踞江苏之直系军阀。总之,凡中山先生需要他为之的,他总是竭尽全力,不惜毁家纾难,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柏文蔚、于右任、马君武、田桐、叶楚伧、柳亚子等《为陈佩忍先生五秩征文启》一文曰:“民国肇建,始游湖湘,旅北行,出居庸关,慨然有经略满蒙之志。癸丑讨袁,从故人于留都,颇有所规画,顾功卒无成。自是窥姑胥,谋甬东,凡东南有大征讨大建设,君无弗予焉。又累从今大总统孙公于粤东,视师浈江,抚循前敌,驰驱戎马间,几不知劳瘁,洵可谓据鞍双矍铄,壮志未衰矣。”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他悲痛至极,在挽联中写道:

题榜铭碑慈母累承褒大节

南羲北驾不才空自怨三生

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时,他因病未能参加,又写下了《总理奉安病不克赴诗以记哀》,诗中有“感恩知己今安在,神烈峰高泪满颐“之句,真挚地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无限情深。

1927412,蒋介石公然发动革命叛变,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先生遗忘假拥护,真反对的面目暴露无遗,使陈去病对时局有了深刻的认识,进而对蒋集团采取不合作及反对态度。他是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417,葬事筹委会决议增加蒋介石等7人为委员,他即辞去委员之职。后,要他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又拒之。继而藉酒抨政,“醉必纵论党国诸公,不少讳焉”。呼曰:“晚近民生之凋敞,伊谁之过?当改称中华民国曰中华官国!”到1932年(58岁时),他尽辞诸职,退归故里。1933104(农历癸酉八月十五日午时)病患痢疾骤剧不治,逝于同里。南社诸友及故旧门生佥议于19351110日,公葬于苏州虎丘南冷香阁下,以示他创南社于此,又曾集会于冷香阁之意。

陈去病的一生,看来似乎以辛亥革命前后为两个阶段,后期不如前期那么轰轰烈烈奋发有为,“才名满天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两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形势有很大不同有关,一方面也和他的家世“希荣慕利之念寡”有关。他在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就提到:因循数载,弟三过广州,遇觉生。问:“君欲官乎?”弟直答之曰:“否!”……维时总理欲留弟同赴桂林,弟以北伐筹备需时,乃请以暂归候命。于是总理遂授弟一散秩,以状交溥泉、梓琴转付,即大总统府咨议是也。联系《为陈佩忍先生五秩征启》所叙。辛亥革命以后,他为革命尽力仍然“几不知劳瘁……壮志未衰”,但不欲官。对蒋政府,他当然不仅不肯去为官,而且还要不断痛斥了。直至临终,他还留下“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文章何处求真尝,鸱鶆娇不自惭”之句,满怀对革命知己的思念和渴求,对国民党当权者的抨击。他在回顾一生时,自谓“革命四十年”,显是可信的。

1981109,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陈去病列为33位辛亥革命时期风云人物之一,位居第20,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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