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社(七)我所熟悉的南社社员:阿爹 ——柳光辽

感知南社(之一)

余生晚矣,在“八·一三”上海保卫战的隆隆炮声中,我才来到人世间。那时,南社早已熄火收摊,连南社纪念会,也因战事停止了活动。历史的南社已经尘封,远离了我。

再说,我是在白话语境里长大的,读文言的南社诗文,吃力得很,哪有看还珠楼主、金庸来劲儿。南社于我,很是隔膜。

那么,是不是南社和我就毫无关联了呢?不能这么说,我是南社社员的后裔。外祖父柳亚子曾经是南社主任,主事南社多年;外祖母郑佩宜也是南社社员;还有舅舅柳无忌,他是当年南社最小的社员——好像和余湘同庚;如果认定列名《南社社友姓氏录》才算正牌社友,那么他还是最后离世的南社社员,为开展南社研究,组织抢救资料,开辟园地,立功甚伟。因为这层关系,我和南社有了缘分,不时有“话说南社”的需求——特别是今年,南社的百年喜庆。

按家乡的习惯,我们表兄妹对外祖父、外祖母的称呼是:“阿爹”、“好婆”。阿爹有三个子女:无忌舅舅,无非姨母,母亲无垢是幺女。据说母亲幼时曾染急症,重到医生束手的程度,亏得一位老家人,弄来一个偏方,一匙雪水喂下去,居然把母亲从奈何桥头给拽了回来!幺女拒饮孟婆汤,失而复得,阿爹自然格外地“爱不释手”。可是母亲命运多舛,我生下就是单亲,随母亲姓柳。儿女自立,这是阿爹定的门风家规。生下我之后,母亲忙着择业谋生,开拓自己的事业,把照料我的衣、食、住诸事,交给阿爹、好婆“托管”。抗战八年,中学四年,我都在阿爹身边。这种境遇,使我对南社——不是表观的轰轰烈烈、吵吵嚷嚷的南社历史,而是内蕴的南社文化、南社精神——有所体悟;不是通过语言诉说或文字阅读,而是通过接触南社人物的感受,对南社有所认知。我用“感知”来引领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之一”,是因为我还将在另一篇文章里,以同样的模式,谈说另一个印象深刻的南社社员,二公公。好,就这么着,言归正传,从童年的生活开谈。

 

我的童年的生活环境相当宽松,平时,没有长篇说教,没有过多管束,没有呵责,更没有打骂。家里有一些简单的规矩:来了客人,小孩子要懂礼貌,按辈分叫人,阿姨、婆婆什么的。对熟悉的长辈,则冠以名字,如:亨利婆婆——陈去病的长女,志超阿姨——大革命时期江苏省党部里阿爹的同事,等等。吃饭的时候,饭粒掉在桌上了,好婆用筷子头“笃、笃、笃”敲几下,提醒你要文明就食,捡起饭粒,不要浪费。上学后,大人偶尔会提个醒:读书要用功,做作业要认真。对童年生活,母亲也留下过文字回忆:“父母亲对我们的管教并不严,从不督促我们做功课,一切要我们自觉。但是,我们被教以一定的礼貌规矩,例如,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不说谎,长辈们常做榜样给我们看,证明大人是不说谎的。上学要勤,不迟到,不旷课;功课要好,做个好学生。家教的另一个内容是节俭,大厅里挂着的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之不易’,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脑中。父母亲鼓励我们把压岁钱、省下来的零用钱存在他们那里,不要胡乱花用。我们也不准骂人打人,我不记得家里有打人的事,父亲对仆人们更是非常客气。我们还被教育要同情穷人,不要轻视他们。”看来,我们母子俩童年处境相似,家风如此。

对儿童教育,阿爹主张“放任自由”。这个主张,他曾写在桂林时的一篇文章里。放任自由,真意在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阿爹是著名的诗人,但是从来不逼迫我背诵旧体诗;经常有人来求他的墨宝,他却从来不督促我练毛笔字。从母亲三兄妹身上,或许可以更清晰地解读出阿爹的育人理念。无忌舅舅1907年生,他的青年时期,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时代潮流引领下,进清华,研修外国文学,留美,取得博士学位,奠定一生的学术基业。无非姨母1911年生,她的青年时期,正值北伐胜利,结束了军阀割据局面,社会处于短暂的相对安定期,相夫教子,是一位贤妻良母。母亲生于1914年,在她读高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事,抗日学生运动席卷全国。钻研学术,倾心家务,关心政治,三兄妹各有所为,他们的人生轨迹,凸显着时代的印记(自然也内含各人的性格因素)。在阿爹看来,家长对青少年的子女负有社会责任,要重视对后代的人格熏陶,给予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子孙一旦长大成人,他们是社会的人,应当顺应时代需要,服务社会,发展自我,他一般不加干预。这是十分前卫的治家理念!1954年,我高中毕业,通过选拔,决定应征参军,去哈尔滨,进军事工程学院。初夏的一天,阿爹把我叫到房里,提醒我,母亲多病,需要照顾,是不是可以考虑改变决定?我太想当“最可爱的人”了,反而把照顾体弱的母亲诸事,托请阿爹、好婆代管了。阿爹默然,不再说什么。是啊,从小在身边娇生惯养的外孙,要远去冰天雪地的关外,从事生死不由己的行当,阿爹自然心有牵挂,但他没有阻拦,反而对母亲张开了保护伞,好让我没有牵挂地走。传统的中国社会,历来把子女当作私产,套上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种种枷锁;即使今日,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依然误区重重,或者玩忽教养的责任,或者溺爱过度,或者不实际的“望子成龙”,社会新闻里天天有家庭悲剧的报道。但是我不会有那种遭遇。阿爹、好婆的家,就像是一个港湾,随时都可以得到憩息,补给养,卸负担,歇疲劳,再作新的出征。那一幕,方桌边的谈话,唯一的一次阿爹和我两人正儿八经的谈话,印象太深了,随着岁月流逝,印象非但没有变淡,反而在不断加深。每当想起,心底里总会掀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浪涌,不能自制的情感的强烈浪涌。

 

家里的另一种气氛是平等和睦。和无忌舅舅一样,无非姨母和母亲,也都进了上海的新式中学,在学校里住读;中学毕业后,又继续进大学深造,也都去美国留学。母亲有这样的回忆:“姐姐和我同哥哥是被平等看待的,没有重男轻女。进中学前,我一直不结辫子,截短头发,男孩打扮,耳朵上也不穿孔戴耳环。很小的时候,我们向祖母和父母亲拜年就不用叩头,代之以三鞠躬。家里不畜婢女,都是雇的仆人。”旧式家庭,包括阿爹那一代,可不是这样的,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深受礼教统治,讲究的就是不平等,有许多延续了千百年的积弊。说个姑婆放脚的故事。20世纪初,男子薙头留辫和女子缠足的陋习尚存。9岁的妹妹平权被缠了足,阿爹竭力请求他母亲给平权姑婆放脚。可曾外婆开出条件:要给平权姑婆放脚,可以,但阿爹一定要薙头(那时阿爹虽然留辫,但已不薙头,而是前发齐眉,以示蔑视满清那套规定),而且两件事要同日同时进行。阿爹为难了……。可细一想,脚一放就不好再缠了,头发嘛,今天剃了,过些日子出去读书,还是可以不剃。阿爹同意“妥协”,平权姑婆顺利地放了脚。可第二年,阿爹去同里自治学社读书,马上“毁约”,不再剃头。后来,他又设法把平权姑婆和均权姑婆弄到外地上新式学堂,接受新潮教育。每逢年关,按照习俗,要祭祖、祭灶。祭祖,阿爹参加,感谢养育之恩嘛,应该的,但是把叩头改为鞠躬。祭灶,阿爹不愿意了,封建迷信嘛,于是他躲了出去,让未成年的无忌舅舅去顶杠。既坚持信仰,除旧布新,又不能使老母亲伤心,破坏家庭和气,阿爹没少用心思。

岳麓书社出版了一本《柳亚子家书》,里面收了不少父子、父女间的来往信件。内容不外生活琐事,平等而亲切的交流,没有说教,特别是政治说教,宛如清风明月。无忌舅舅独自在上海求学,阿爹在家信里写道:“有空的时候望你常常有信给无非和无垢,要紧要紧!”“你写给三鼻头的信,写的真真好白相。”“花笺是三鼻头送给你的,望你收好了。”(三鼻头是家里对我的母亲的昵称)这是一个润着爱的液汁的家庭,长兄呵护弱妹,幼妹敬重兄长,孕育出了一生一世的兄妹情结。上世纪的30年代,无忌舅舅、无非姨母和母亲合出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菩提珠》,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文学习作汇编。在《代序》里写道:“父母亲,请接受此册我们兄妹共同的努力,在你们慈爱的抚育下,这是我们初次的收获。也许这些还是不成熟的作品,也许这些将为现今的文坛所冷淡,但是我们勇敢地把来印行问世,因为我们也知道,无论如何,你们的爱护是无穷的,你们不会鄙夷这类尝试的文字。”这本书里充溢着兄妹浓浓的情谊:1927年,无忌舅舅赴美留学,当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还在太平洋上航行时,妹妹越洋寄去思念:“我想你在船上,一定要觉得寂寞了;但天然的美景,也一定欣赏了不少,可曾做什么诗词和文章?若有,那么请你寄给我看看好吗?”洋之西,妹妹看到园里的菩提树,上面长着扁圆而黑亮的菩提珠,马上想着“寄一串给远在异国的哥哥,以表示我的牵念吧。”洋之东,哥哥在云霄上的飞机里想念着:“尤其是婉和淑,两个跳跃着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现在也将是亭亭玉立,装起小姐的身份来,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了。”40多年后,中美关系好转,母亲不幸早逝,无忌舅舅和姨母重逢,都已白发苍苍,两人间含情的眼神、柔声的对话,依然如少年时那般“清风明月”。他们一起编写《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起促进《柳亚子文集》编辑、出版,一起推动国内的南社研究。一个在海外筹划,一个在国内落实,合作无间。

虽然也是名门望族,但是,像巴金在《家》、《春》、《秋》三部曲里记述的迷信、专制、倾轧,我们都没有经受过。

 

放任自由,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身教重于言教,提倡自觉,这在母亲的回忆里已经提过。上海复兴中路阿爹家里,从顶层(假四层)的阁楼到底层的储藏室,到处都是书,一些外边见不到的书,家里都有。读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收了一篇鲁迅为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写的序。《苏联闻见录》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属于“禁书”,十分少见,我竟在一架尘封的书橱里找到了它,还发现为封面题签的是阿爹。于是,我知道了林克多是何许人,他在书里写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写出这本书的——恐怕语文老师对这些也都是懵懂的。对我来说,真像阿里巴巴发现了藏宝洞,里面,课外补充读物应有尽有。阿爹在上海的藏书,经史子集不多(这类古书大概都藏在黎里老家里了),多的是各色各样的小说,广收博揽,有章回体的神怪、公案、武侠,也有新文学的翻译、言情,琳琅满目,它们都是我的童年伙伴。读报,是阿爹每日的必修功课,家里订了不少报纸。每天下午,他都要把读过的当天报纸边对边角对角地叠得整整齐齐服服帖帖;到了月底,按报种集在一起,一张不缺收藏起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爱护书,爱读书,求知的欲求,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了,无需督促,不用逼迫。阿爹曾经为我写了一个条幅:“大人者赤子之心者也”。我认为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要用孩童般的至诚处事待人;他更以日常的言行为我诠释条幅的内涵。阿爹对信仰一片赤诚。他一生服膺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坐而言起而行,始终一致。1949年春,应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在前门车站下了火车,立刻想去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的衣冠冢,“奠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这便是引发出“无车弹铗”的牢骚的因素之一。阿爹对朋友一片真诚。林北丽女士是南社社员林庚白先生的遗孀。1941年底,林庚白在香港被日本兵枪杀,林北丽也身受重伤。伤初愈,她带着孩子逃离日寇魔爪,间关内渡,来到桂林。家破人亡,面对着林庚白的遗著,面对着抚养遗孤的重责,林北丽内心的凄苦可想而知。阿爹深知林北丽有诗才,特别喜欢林庚白的诗,便和她一起整理庚白遗稿,编辑《丽白楼遗集》、《丽白楼自选诗》;还常同林北丽一起去和桂林文化界的新朋旧雨聚会,谈诗论词,不着痕迹地相助林北丽抚平内心的伤痛,重振生活意志,两人从此结下终身不渝的友谊。1958年阿爹去世,为了悼念老友,林北丽从此罢笔不再吟诗。这个故事回肠荡气,胜过《今古奇观》里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类似的故事很多,如一生锲而不舍地搜集亡友苏曼殊遗作,如对张应春烈士四十年不渝的悼念。表里如一,有一颗赤子之心,是阿爹的特色,也是阿爹人品的精华。诚信成为我们家的门风。关心国家大事,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是阿爹的政治理念。阿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不计功利地关心国家大事。民国初创后,南社社员曾经领衔国民政府的五院;陈去病和他两个南社发起人,却脱离政界,一个以江苏博物馆馆长身份,一个以上海通志馆馆长身份,致力于文化事业。1952年后,政府为阿爹配了专用汽车;公车不可私用,是家里不成文的规矩。阿爹一生爱书,曾因“狂胪乡邦文献”以致“床头金尽”;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毕生收藏的书画典籍悉数捐赠国家,没有留给后代。1958年的端午,阿爹病逝,1962年末,好婆去世,在他们的遗物里,有一张写着我的名字的定期存单,500元,大约相当我的8个月的工资吧。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回顾往事,有憾,因为能力、性格的局限,有一些事没有做,有一些事没有做得更好;但是无愧,我没有做不应该做的事。自幼在阿爹身边,我明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和煦的亲情,浓厚的道德氛围,奋发向上的追求——孩童成长必不可少的沃土,这是比金钱宝贵得多的精神财富。

 

说了那么些,有没有跑题,和南社有什么关系呢?南社是中西冲撞的产物,一群传统文人,面临民族危亡,想吸纳西方先进的人文理念,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改造几千年的传统陋习,使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南社人宣传革命,创作文学,还根据自己的理想移风易俗,移风易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庭。它既继承了重“修身”、重“齐家”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摒弃其中的封建礼教的糟粕,代之以西方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可以说是中西合璧。所以,南社史料不限于文字资料,南社史迹还渗透在南社人的日常生活中、思想里。一定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丰富、生动。重视教育,敏于吸纳新潮,南社的移风易俗,对苏南的繁荣起着不应忽视的助力。

人,都是从家庭里走出来的,在家庭里打下基础,再进入社会。中国的农耕社会,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传承以家庭为单位,在全世界的各个民族中,中华民族最重视家庭。几千年来,统治者花大力气整了一套家庭文化道德规范,对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瓦解了,但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传统没有变,问题在需要革新家庭建设理念。建设和谐社会,家庭和谐是基础,南社人的移风易俗,正好为建设新式和谐家庭提供了宝贵的实践。不幸的是,上世纪的社会动乱和急剧转型,造成文化断层和思想混乱。当前,为解决社会道德缺失,国学渐渐热起来了,人们企图向先秦诸子求援,接续道德传统。中国人爱“法先王”,孔子就是周公的铁杆粉丝。其实,这条路有点绕远。古董虽好,但缺少现代气息。与其花力气去给孔子化现代妝,还不如直接来个“法后王”,以南社人为代表的新式家庭为例,总结适合当代社会需要的道德范成的经验,这样不是更快捷方便吗?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有本名著《忏悔录》,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心路,他在前言里写道:“这部有用的独特的著作,它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资料”。二百多年来,《忏悔录》启迪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经典名著,证明了“人学”——人的研究的重要意义。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对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提出许多前瞻性的建议,他强调要加强社会学的人文性:“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无疑的,南社人,南社的家庭文化,就是这样的“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一个容易开发的“露天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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