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社(四)张农和《葫芦吟草》- 柳光辽

        在吴江市委、市政府和市文联的关心支持下,由金建陵、张末梅校注的南社张农的《葫芦吟草》即将出版,我感到欣喜,如释重负。

        《葫芦吟草》是吴江南社社员张农的自选诗集。对于张农,我知之甚晚,比较早听说的是他的长女张应春。她是外祖父柳亚子的忘年交,大革命时期,他们曾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共事,一起宣传反帝反封建,唤起民众,支援北伐,并为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坚决斗争,在江苏、在吴江掀起了蓬勃的革命风潮。“四一二”事变中,张应春在南京惨遭反动派杀害。外祖父是位性情中人,他在后半生里,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撰《秋石女士传》、请人绘《秣陵悲秋图》、辑《礼蓉招桂龛缀语》、筑张应春衣冠冢,以各种传统文化形式寄托哀思。1949年,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他怀抱“乘风破浪平生意”,北上迎接新中国的曙光。318日,刚踏上北平的土地,便吟出了“白首同归侣,侯张并激昂。洞胸悲宛李,割舌惨刘黄”,“奠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的诗句,纪念当年牺牲的战友,要与烈士同享实现当年革命理想的欢愉。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外祖父从“思旧庐”(他的书房)的书橱里拿出一张照相底片,那种玻璃的硬板底片,叫我去王府井的照相馆洗印,并告诉我,这张张应春的照片是送给邓颖超的,她们俩都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都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跨党党员,也都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曾经一起到广州开会,共商妇女运动的大计,有很深的同志情谊。这一切,都在少年的我的心里,种下了“悼秋敬秋”的情结。

        上世纪末,我加入了南社研究会,逐渐接触到一些南社史料,才知道张应春的父亲张农也是南社社员,曾经在黎里教书,还是姑婆(外祖父的妹妹)的老师,张应春则是小姑婆的同窗好友,是在她的父亲亲自授业下长大的。在我的意识里,作为中国封建制度崩溃期中的新女性,张应春十分前卫。和娜拉、茶花女等西方妇女争解放的文学典型相比较,张应春要纯朴得多,却又坚强得多。她直面社会矛盾,具有献身精神,已经超越“小我”,追求的是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和同龄人相比较,当巴金笔下的瑞珏梅表姐们还在封建家庭的桎梏中销蚀着生命、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们正陷身情感的漩涡里的时候,张应春已然走上街头,动员民众,呼唤革命风云。中国妇女深受三座大山压迫,但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迅猛却令世界瞠目,张应春们的先驱带领功不可没。我很想探究张应春之何以能成为张应春,自然也想了解张农这位为女儿授业、把爱女献给革命,又因失去爱女咯血而逝的父亲。深入认识南社,衡定南社的历史地位,需要这方面的素材。从柳亚子纪念馆的老馆长殷安如那里,我得知“鼎斋先生性喜吟咏,有《壶庐吟草》三卷,亚子先生曾久觅无得。”在筹备纪念南社成立90周年的活动时,又得知纪念馆征集到翁惠农先生珍藏的一卷残稿。江苏南社研究会有抢救南社史料的意愿,请殷安如帮忙复印了一份,就是这卷《葫芦吟草》上卷手写本。要印行《葫芦吟草》,需要做辨正字体、注释典故的校注工作,我这个学理工出身的实在力不能逮;便向金建陵、张末梅伉俪求助,他们慨然应承,金老师当时尚处于手术后的恢复期,也顾不上休息,全力以赴投入校注,并把文本输入电脑。趁苏州举办纪念柳亚子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机会,我们向吴江市委范建坤副书记汇报了印行《葫芦吟草》的设想,得到吴江市的大力支持,市文联主席俞前先生专程来南京,落实出版事宜。正欲交稿,又得到张舫澜先生珍藏的张农的《戊午日记》复印件,虽然只是四个月的日记残本,但乡邦先辈的文化遗存,即使是片纸只字,也应当珍惜,何况时间上正好和《葫芦吟草》相衔接,便也把它收入附录。张农的诗集得以传世,外祖父的愿望得以实现,我们这些当事人,也得以从“握火在手热不可耐”的心境中解脱,欣喜、释负、感谢的心情,自不待言。

        诗为心声。《葫芦吟草》按写作先后编排,起自20世纪初,记录下了一位忠厚、正直、本分的读书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历程。开卷几首,诗人自慨“疗贫有术羞为贾,济世无才枉读书”,于是“村居不问沧桑事,秋月春花爱我庐”,在田园生活中读书、课童,怡然自得,甚至还要“挥毫且自颂皇仁”。渐渐地,诗人的心绪和诗题发生了变化,特别在游幕南京、广泛接触社会之后。“阅报,见时事日非,杞忧曷极”,于是评立宪、愁外债、警瓜分……,他开始抨击政事。同样的景色,也在诗人心中生发出不同兴会:虽然“秦淮一水仍盈盈”,诗人却觉察到“管弦声变鼓鼙声”;面对滚滚长江,诗人感慨着“当世正逢多事日,问谁击楫渡中流”;看到端午节民间习俗的悬挂、佩饰,诗人更“慨世道兮如斯,痛中原之多故”,从蒲剑而联想到“难斩人间国贼头”,再见不到开卷时那位“鹤是宾朋驴是仆,雪为伴侣月为邻”的张农了。诗人已从“出世”转向“入世”,立场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颂皇仁”的本份百姓转变成了“拼将铁血灭胡酋”的革命支持者,并清醒地抨击辛亥革命领导者们的软弱:“黄龙直抵快如何,怎耐偷安欲议和”。张农的觉醒过程很有典型意义,它反映了清末民初南社迅速扩大的社会基础,反映了南社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扩展,假以时日,必然会催生出张应春那样的新一代的革命者。余秋雨在以吴江为视窗评论江南地区的人文特征时说:“江南小镇是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人世大义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动罢了,其实就连在石桥边栏上闲坐着的老汉都对社会时事具有洞幽悉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遇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木然。”的确如此,张农父女便是例证。这就不难理解,民风历来柔顺的江南,在明末的抗清斗争、清末的南社崛起中,何以能有如此强烈的爆发。江南小镇的这种品格从何而来?我以为,得自江南丰厚的文化积淀升华而生的凛然正气。新世纪的伊始,吴江又走在了全国建设小康的前列,偶然吗,绝非!这是“不木然”的江南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际遇的又一次爆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支撑,也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的支撑。富庶的江南、文化的江南,是先辈们遗赠给我们的,使我们得益非浅,我们应当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我自幼由母亲抚养成人,故而随母亲姓,在填履历表的籍贯栏时,也随之填写

“吴江”;其实我生在上海,对籍贯的故乡并不了解,直到20多年前,准确讲是1981年,陪伴无忌舅舅和无非姨母回乡,才有机会来到黎里。记得那天清晨从上海出发,汽车路过分湖,远处雾霭朦胧的水面上,一叶渔舟,几只鱼鹰,这便是故乡景色授予我的第一印象。《葫芦吟草》里,吟咏吴江山川名胜、乡居生活习俗的诗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分湖晚渡》,如《黎川八景》,如《乡村销夏杂咏十首》等等。读着这些充溢着诗人浓郁乡情的平实如画的诗章,就宛如正由一位亲切而饱学的长者引领着,在故乡的山川村镇间神游,急速地拉近了我和这方即亲还疏的富饶秀丽的水乡的距离。我忽然想着,一个人的爱国情结是怎样孕育生发起来的呢?始于少时故乡的山水亲情的陶冶,继以对民族的历史、文化的追慕,成年后与社会打磨契合,最后理性地升华成型。高品位、高审美价值的乡土文化,是培育爱国情结的良性底肥。经时光老人的扫帚的无情扫荡,张农笔下的若干名胜景观、生活习俗现已不复存在,弃旧布新是不能违逆的历史规律(自然也有不少是因无知造成的破坏),唯其如此,才凸显诗人留给我们的这份文化遗存的价值,物质的实迹虽然消失,却存下了非物质的文字,能给予后人永恒的念想。

        张农的诗风恬淡通俗,平易近人,读来宛如一位慈祥的老人用铿锵动听的词语娓娓地讲述着一个个有趣的故事。旧体诗词是经过几千年锤炼的中华文化的精粹,它的形式和语言,凝结了民族的性格和审美情趣。在当前的白话语境里,旧体诗词这种文学形式已然辉煌不再,但是培养对旧体诗词的阅读鉴赏能力,仍然应当提倡,这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和民族精神,陶冶情操、提高人文品位的好办法。张农的诗作,很少用艳丽的词藻、生僻的典故,易读易懂,富含乡土情,是青少年了解旧体诗的合适读本。

        今年是张应春殉难80周年,也是张农逝世80〖张农先生诞辰130周年,也是张应春烈士殉难80〗周年。80年的时光,只是历史的一瞬,然而在张农父女的故乡,却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我们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受到外侮和战乱的祸害,我们更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家乡的后辈们正在中共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朝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奋进。喝水不忘挖井人,在这样的际遇里出版张农的《葫芦吟草》,让家乡的先辈们和我们共享改革开放的硕果;同时,也是请先辈用他们的文化遗存参与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让先辈们的期望,时时激励和鞭策着后代们振兴中华的实践。多么高明的举措!衷心地为吴江市的领导喝彩,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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