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社 (二) 南社和中国科学社 —————————蔡恒胜、柳光辽

笔者最近查阅《南社丛刻》,发现十七期上刊登了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杂志第一卷第1~6期的目录,十九期上又刊登了《科学》杂志第二卷第1~11期的目录。《南社丛刻》,一种文学刊物,却为自然科学杂志《科学》月刊做广告,这种情况,即使在报章杂志多如牛毛的现今,也是很少见的。里面会有着怎样的玄机呢?这引发了我们探讨南社和中国科学社间关系的兴趣。


《科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六期目录刊登在《南社丛刻》第十七集上。

南社是活跃于清末民初文坛的革命文学团体,由陈去病、高天梅和柳亚子发起,19091113日成立于苏州虎丘。南社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藉诗文掀动革命风潮,鼓吹推翻满清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编辑出版同仁刊物《南社丛刻》。社员们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文广受赞扬,影响遍及全国,被称为同盟会的宣传部。上世纪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了开展评选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活动,其中《南社丛刻》是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之一。并在此基础上编撰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共同出版。北京《中华读书报》和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均称:“这次评选是对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一次集体回顾,展示了百年内杰出的文学成果。”又说:“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百部文学作品就是中国百年文学史。”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综合性民间的科学团体,由一群中国留学生创办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19151025正式成立,推举任鸿隽为董事会董事长兼中国科学社社长。他们仿照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办杂志的模式,创办了《科学》月刊。1918年,中国科学社自美国迁回中国,总社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后,中国科学社又编辑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图书馆和研究所,成为20世纪前半叶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最多的科学团体,对在中国普及科学知识和发展科技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实际上,中国科学社两位主要发起人,任鸿隽杨杏佛,都是南社社员。据《社社友姓氏录》记载:杨铨,字杏佛,一字死灰,江西清江人,入社书号为229;任鸿隽,字叔永,四川巴县人,入社书号为440任鸿隽杨杏佛又都是同盟会会员,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们分别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和收发组组长。南北议和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两人因不满袁世凯篡国,愤而弃官职而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求学。留学期间,他们串联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中国科学社。19151月,《科学》月刊第一卷第1期在上海出版,扉页上有说明:“本杂志为西洋留学界唯一之学术杂志,由专门学家担任撰述,根据学理切应实用”,特别强调:“研究科学者不可不读,讲求实业者不可不读,热心教育者不可不读,青年学生界不可不读。”第一期的目录列入文13篇:例言;发刊词;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任鸿隽);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赵元任);平面数学(陈茂康);万有引力之定律(胡明复);欧姆定律(杨孝述);水力与汽力及其比较(周仁);胶灰制造法(李垕身);生物学概论(秉志);中美农业异同论(过探先);森林学大意(金邦正);加里雷倭传(杨铨)。设专栏三个:调查专栏,编入“中国留美学生科目调查表”等6条;新闻专栏,编入“世界最大之电灯”等8条;杂俎专栏,编入“世界之大发明”等5条。插图两幅:加里雷倭像;比萨斜塔。附录:和平进行曲(赵元任)。从目录看,该杂志是科普知识性的。发刊词中,把“科学”与“民权”并列,声称“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难能可贵的是,杂志十分注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联,陆续登载了任鸿隽的《科学精神论》、《科学与工业》、《科学与教育》、《科学家人数与一国文化之关系》,竺可桢的《地理与文化之关系》,杨铨的《科学与共和》、《科学与商业》,胡明复的《近世科学的宇宙观》、《教育之性质与本旨》,赵元任的《心理学和物质科学的区别》等文章。这批留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胸怀,他们并不局限于学习某项专门技术,而是要从西方的先进学说中寻觅民族振兴的良方;他们图的不是为个人立业镀金,“科学救国”的志向跃然纸面。他们堪为出国留学人员的楷模。这个志向和价值观,构成了南社和中国科学社的共同思想基础,殊途,却同归。 

在第一期的扉页中还提供信息:欲购《科学》月刊,“读者请向上海静安寺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君” 预定。第二卷的目录旁则注明:“总发行所:上海静安寺路51号中国科学社”。朱少屏者,何许人?上海静安寺路51号又是什么“风水宝地”?朱少屏,原名葆康,上海人,任南社的庶务员,通俗的讲,就是南社的大管家。他参与了南社从筹备到成立的全过程,虎丘会议的17名出席者之一。南社的历次雅集,从发柬到张罗会场,大多由他操办,有社员戏称他是南社的第四个发起人。朱少屏1905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也曾经和柳亚子等一起被聘任总统府秘书,后因不满总统府内南北议和的空气和追名逐利的腐气而辞职。原来大家都是志趣相同的老朋友。朱少屏的另一个身份是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因此,从1914年起,南社的通讯处就设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宗旨是为留学生服务,协助他们办理出国事务,办签证,购船票,乃至置办行装、介绍西方礼仪,和留学人员有着广泛联系。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赴法勤工俭学,就是由寰球中国学生会代办的各项手续。中国科学社把经理部设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的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并请朱少屏担任总经理,也就顺理成章了。通过朱少屏,南社和中国科学社又在组织上有了交汇。《南社丛刻》是散居各地的南社社员交流信息、切磋思想的平台,《南社丛刻》用转载《科学》月刊目录的方式,传递任鸿隽、杨杏佛等南社社员在海外的活动信息,也就不足为奇了。朱少屏还是《科学》月刊的第二大股东,他帮助《科学》月刊渡过了初创期的艰难,使《科学》月刊生存了35年,直到1950年与《自然科学》杂志合并。

       《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至第十一期目录刊登在《南社丛刻》第十九集上。

任鸿隽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两年,还担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编,撰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1916年于康乃尔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是年秋回国,悉心发展中国科学社的事业。他把科学文化作为研究方向,内容涉及科学的特性和目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与道德和人生等多个方面,是中国探究和传播科学文化的先驱者。 

杨杏佛在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获商学博士学位。1918年毕业回国,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杨杏佛推崇“科学”和“民权”,是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追求者和实践者。1924年赴广州,任孙中山秘书,深得信任与赏识。19253月任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84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12月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兼执委。1933年夏,这位民权斗士竟被反动派暗杀,为自由民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用自己鲜红的血向国人昭示了一个真理:欲求科教兴国,必先昌明政治。对杨杏佛的牺牲,鲁迅曾悲愤地吟下“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时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诗句。 

南社中的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必须沉下心去认真研读西方的先进科学。南社成立之初,周祥骏就尖锐地提出疑问,如果一味地“模山范水、吟风弄月”,犹如“虫吟草间”,此“于国事既无补,于吾道究何益?”他在《答<国粹学报>胡仲明书》中提出,要欲得救亡真知,必须博采众长,融合中西:揩拭双眸,盱衡六合,甄采老、墨,吸纳佛、耶,驱策化、电、声、光,观摩倍、笛、达、赫,然后提挈儒术,互相衡量,醇疵毕见,始萃一炉,鼓铸既烈,精光四溢。斯国粹署名,乃其实克副。若摭拾琐碎,钩稽异同,株守片隅,重研哲理,纵缘新法比附,究属变相汉学,趣注末节,无俾本体,横流日甚,亦终必亡。政教礼俗,安能皮傅耶?那时,周祥骏已年逾不惑,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学习科学知识不会有大成,故而寄希望于南社中的青年才俊,希望他们不要满足于写“空头文字”,要通过深入研讨,力求“融贯于心”,如此方能“五、七年后,吐辞为经,似可操左卷”。 

除任鸿隽、杨杏佛外,陆续有青年南社社员出国研读科学技术,学成回国后,在科学界、教育界服务,贡献卓著。

许肇南,字先甲,贵州贵阳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南社,入社书号为5391905年,19岁的许肇南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1908年转赴美国,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攻读电机工程, 获学士学位及电气工程师职称。他曾被推选为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1914年学成回国。1915~1921年应聘担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长,1919年设计建造了著名的下关火力发电厂,并担任厂长。他也是杨杏佛、任鸿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成员。

郑之蕃,号桐荪,吴江盛泽镇人,南社社员,柳亚子的妻兄。1908年赴美国入康奈尔大学数学系学习,1911年获学士学位,复入耶鲁大学深造一年。回国后创建清华大学数学系,1934~35年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华罗庚、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都曾受业于他;他还是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的丈人。半个世纪前,作为数学家的他,就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认为优选方案应当是东线工程。

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南社社员,入社书号为441。他于1913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先学农艺,后改学植物学。1915年加入中国科学社,1919年曾当选中国科学社书记。1922年,他和秉志、钱崇澍、杨杏佛等人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首开中国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先河,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纯科学研究机构;之后又在北京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他是中国植物学界的宗师,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分类学家,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就是他鉴定发现的。

马和,字贵公,号君武,广西桂林人,南社社员,入社书号为235。早年留日,曾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1915年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通晓英、日、德、法等国文字,曾翻译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编《德华字典》。先后在大夏大学、中国公学等校任职,1928年创办广西大学,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有北蔡南马之说,蔡是蔡元培,马即马君武。

这批出国留学的南社社员,亲身体验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深切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作用。马君武在给高天梅的信里写道:“别后来德意志,从事农学,逾一年矣。独居雷登田庄,所学与日俱进,差足慰告故人。世界战争,备极凶残,强者生存,世界公理。图强之真原因为智识进步,科学发明;而新文化之输入,实吾国图存之最先着。共和国老辈,终不能与此潮流相敌也。”他们后来都以身相许,成为“科学兴国”的先驱和中坚。

中国科学社有这多南社社员加盟,有的甚至身居科学社的要职,这给我们些什么启示呢?这些跨社社员都是文理兼通之士,在文史领域也有不菲的成果。如:许肇南的古文字学造诣很深,有《家学古获编》、《中庸平义探》、《简鲟灵集——经篆论证》等多种著述,惜都没有印行。郑桐荪知识广博,有《墨经中的数学思想》、《禹贡地理新释》、《宋词简评》、《吴梅村诗笺释》等著述,晚年曾作百句长诗《河清歌》,颂扬治理黄河的成就。任鸿隽、胡先骕分别有《古青纪游诗》和《忏庵诗稿》传世;五四时期,任、胡二人还曾以与胡适就新诗和旧体诗的优缺点展开学理性的探讨而闻名文坛。马君武更写下“唐宗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辛苦挥戈挽落日,殷勤蓄电造惊雷。远闻南社多才俊,满饮葡萄祝酒杯。”的豪迈诗篇,号召南社同仁一同来创造崭新的南社文化。 

著名学者王元化在评论郑桐荪的时候说道:“听父亲说,郑先生在业余的时间研究清史,造诣甚深,常常有人前去论学。这和今天一些科学家只知自己的专业,很少过问文史哲的情况完全不同。一位在北方某大学任教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位学理工出身的校长,对于人文学科一窍不通。他不明白学文史哲有什么用。据说,他曾说学文学的也许还可以做做宣传工作或者文秘工作,但学历史、哲学有什么用呢?他们不知道人文精神的失落,终将导致人民素质愈来愈低。”他还感叹地说“今天像郑桐荪那样文理兼通的科学家愈来愈少了。”  

南社社员利用他们在新闻界、教育界的优势地位,四处播撒革命火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立下过不朽功勋,这已为世人所公认。他们还积极介绍西学,开拓国人眼界;宣传墨学,挑战孔教统治;他们提倡戏剧改革,发展通俗小说,为迎接“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起过披荆斩棘的作用。回顾南社和中国科学社的关联,更使我们看到,在把科学技术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移植中华大地的开拓者中,也不乏南社社员的身影。南社兴衰的过程,南社文化的得失褒贬,南社社员的人生历程,对于后来人,都是历史的镜鉴,值得我们珍视。 

2009年是南社成立一百周年,我们回顾先辈对民族复兴伟业的功绩的同时,也虔诚地向他们献上一瓣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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