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0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正式启动，将第一束质子束流注入２７公里长隧道内的对撞机之际。我高兴地得知思进参与十几年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上ＣＭＳ探测器的建设工作也取得了实质进展。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9/10/content_9899237.htm
不久我就收到他发来的这第二篇文章，他牢记父亲的“为社会为科学服务”和“认真做事”的教诲，用该文来告慰老父，并将一如既往地努力，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殷切的期望。
父亲教我们走人生之路
父亲的突然去世至今仍是我难以接受的事实。每当看到父亲的遗像，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特别难忘的是父亲和我最后的离别。那是他去世前9个多月（1991年9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我探亲即将期满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中午我和孩子们一起和父亲吃了母亲做的炸酱面。在吃面之前，父亲刚满两岁的小孙子还和他姐姐一起给爷爷唱了生日快乐歌。傍晚时分，祖孙三代在街心公园照相后，我们就要启程进城回孩子他们的姥姥家，准备第二天一早从城里去飞机场。父亲再次嘱咐我和我爱人把孩子养育好后，和孩子们亲吻告别。我们下楼后，父亲在窗口向我们挥手，我几次转身请他回去休息，他却一直站在窗口目送我们。我们走了一百多米就要转弯离开视野时，当我最后一次向窗口望去，看见他老人家还站在那里遥望着我们，体现着他对我们及下一代无限的希望和深情。每当回想起这催人泪下的情景，父亲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就萦绕在耳边。很多教诲是和他的坎坷一生紧密相连的。尤其是，当我们从父亲去世后才得知他遭受过的许多不公正待遇，使我们对父亲更加怀念，也对父亲严格教育我们（包括他以身作则的榜样）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鼓励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有关对父亲“做事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相信人民”的缅怀记叙在《怀念亲爱的父亲钱三强》一文中。下面主要回忆父亲教我们如何走人生之路，包括节选一些他在过去20多年中写给我的语重心长的长信。
父亲对我们的严格教育是从我们很小时就开始了。我和我两个姐姐上小学时都是住校，每逢周末，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是乘父母的办公用车回家的，而父亲则基本不这样做。记得我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父亲在下班后路过学校时用车把我捎回家，我那天出校门时显得特别高兴。当时他就感觉出某种苗头，从此再也不来接我了，让我像往常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乘公交车上下学。父亲时时注意不让我们滋长任何特殊感，总是教导我们应和同学们比学习和品德，而比享受比特殊化是没有出息的。在日常生活上，他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我上中学以前穿的衣服大部分是两个姐姐穿不下了留给我的，有不少裤子是女裤改的。我上中学后骑的自行车是父亲1948年回国后在旧货铺买的，他在1964年把车交给我时说：“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几乎天天骑着它，还骑它进中南海开过会。现在这车还挺结实，你拿去物尽其用吧！” 就是这辆比我岁数还大的自行车一直伴随我到1980年读研究生二年级。
我二姐民协对父亲关心我们的学习感受最深。文革前二姐上中学时，学习有些吃力。那时父亲很忙，平时很少有空闲过问她的学习，只能在星期天来帮助她。父亲经常利用周日下午单独询问二姐的学习，特别是物理课。二姐的语文也需要努力，尤其是作文。为此，父亲给她买了许多范文和辅导书。她特别记得，在她参加初中毕业考试的语文部分后，父亲在她回家的途中迎接她，问她作文的题目及她写的内容。当他得知二姐没有跑题后才放心。
父亲在品德和学习上严格要求我们，在其他方面也支持我们身心健康成长。比如，他给我们买篮球、排球等等，让我们课余和同学们一起玩，锻炼身体，增进团结。再就是买书，父亲自己爱买书、藏书，这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们。凡是有益的书他从不阻拦我们买。正是家里这些古今中外的精神食粮，使我们对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十年文革的混乱时期里走着艰苦自学的路。
（2） 长期教诲我们不能依赖父母，要走自己的路。
记得1968年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他的卧室，先讲了他在文革中的处境和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理解，然后谈到我们子女。他明确地说：“人生的路是每个人自己走出来的，别人不能代理哪怕半步；我过去尽量不，今后更不可能也绝不会使你们再有与众不同的条件了。你们要特别清楚这一点，从今以后应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当时这些话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些原则，后来的实际生活（特别是在山西农村插队的三年半）才使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自己走路。也正是父亲通过在我插队期间给我的100多封信，苦口婆心一点一滴地纠正着我在人生之路中出现的种种偏差。
我初次走出学校门，长期远离父母进入农村社会，时常遇到一些困难和矛盾（例如在劳动与学习的关系上，在交友问题上，等等）。在我向父亲倾诉后，他写到：“你最根本的还是怎么对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问题，因而产生了不少烦恼、冲动。… 希望你冷静一下，不要太伤心。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要特别注意。以后我尽量帮助你，常与你联系，但是主要的还是你自己学习。”
有几次，在有的知识青年通过不同的途径参军或回城时，我的思想波动较大，总幻想着父母能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并能帮助我找到工作。为此，父亲又连写了几封长达九、十页的信，反复帮我分析矛盾，一个主题始终是：“我们过去曾经多次告诉你，一个人的将来主要靠自己，你在这方面总是有不少幻想。”“事实上，‘特殊’对我来说已成为过去，现在我仅仅是个普通的五七干校学员，并且是被称为同志但还要受到批判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父母的状态确实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子女。父亲在了解到这些后，一方面安慰我，另一方面仍反复告诫我，一定要自己努力，不能自暴自弃，“人自助，他人才能助之。不要完全躺在人家的身上，希望你深思！”涛涛四五千字的信，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这封信想了几天，写得长了。希望你多读几遍。像这样的长信，以后大概也许不会太多了。望你努力进步！”
当父亲听到我在农村劳动有所进步，受到表扬，并和干部群众的关系有所改善时，他又及时给予鼓励。当我在给他的信中表示“要干活就干好”时，父亲1971年10月3日从干校给我的回信中希望我“终生守着这条准则”，并写道：“我这一生也无其他长处，也只有‘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这一条”。
因为受家庭影响，我从小喜欢理科，插队期间抽空自学的课程也主要是数学和物理。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一直没能接受正规的物理中等和高等教育。直到1976年底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恢复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统考制度后，我才有机会试着报考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自从报名以后，父亲就反复告诫我：“这是公平竞争，只能靠自己的本事，说情的事我们绝不会去做。”并且一再嘱咐我，像过去几次面临人生路上的关口一样，做好两手准备：考取了，愉快地开始新的学习；考不取，安心在本单位工作，如有志气明年再报名再考。1978年夏考试揭晓后，我虽被录取，但入学成绩并不理想。父亲安慰我说：“自学出身能考取还是值得肯定的；但决不能由此松一口气，要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经过一年的追赶，在第一学年期末考试中有一门主课我考了第一。父亲听了很高兴，但仍提醒我，从考功课到做科研还有好长的路，考得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做好科研，所以千万不能放松。
1980年我出国攻读学位前，父亲的态度还是和以往一样：“我们绝不会为你提供任何方便的。如果你自己愿意并有勇气去申请国外学校的奖学金，我们也不反对。还是希望你做好两手准备：国外学校录取了，就去；不录取，在国内攻读学位也很好，国内不少导师的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外国的差。”我是在极其矛盾的心情中离开北京赴美求学的：一方面像一般青年一样想去开阔眼界；另一方面又担心再次面临着孤军奋斗的局面。父亲仍像十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时那样，经常以飞鸿给我鼓励，使我渡过了一次次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危机。经过近五年的艰苦奋斗，我终于在1985年5月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我在博士论文的前言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最后，我愿意由衷感谢我的父母、姐姐和姐夫们在我整个学业中对我的支持。他们始终在精神和物质上鼓励和支持我。没有这些，我很难想象整整五年孤独地学习在异境他乡是多么的艰难。”父亲看了我的论文后来信说，看到以上这段“我们很感动。其实我们觉得你的毅力还是让我们非常高兴的。希望你不断地加油吧！”
（3） 最后的教诲和我终生的遗憾。
取得博士学位只是证明在导师指导下的工作能力。为了积累真正的独立工作的经验，父亲赞成我进行博士后研究。我在近几年参加了高能粒子物理实验的一些国际合作，努力提高研究能力，逐渐能独立工作并在国际合作中负责某一部分的工作。父亲在1992年2月（即他去世前四个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思进搞的是‘大科学’的部分工作，因此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署名的工作也成为习惯了。但自己的工作部分仍是很重要的，因为缺了它，整体工作的意义也会变得小了。这确实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体’和‘集体’的意义。希望你与各国合作者们的关系搞得顺利些。”他一方面鼓励我继续在国际合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积累更多的经验；另一方面希望我和国内的导师时常联系，在回京探亲时，和国内的同行多进行交流。1990年末我在北京时，去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做学术报告前，父亲还和母亲一起在家里听我预讲了一遍，提出正式演讲时应注意的事项。
在我整个学业和工作过程中，父亲的教诲和他自身的榜样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我。但一种异样的感觉也总伴随着我：即父亲的名声和威望总使我像是笼罩在一个影子里。例如，有时我被人们介绍时，不是讲我，而是先讲“这是某某人的儿子”。我一直想摆脱这个影子，尽力不主动讲自己的父母是谁，同时努力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积累独立工作的经验。从去年（1991年）底开始，经过长达6-7个月的长期评审，在众多候选人的激烈竞争中，在评审机构完全不知道我和父亲的关系的情况下，一个位于美国的著名的国际高能物理实验室终于于今年（1992年）6月通知我，认可并聘任我为该实验室的研究员（相当于大学中的教授）。我多么希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啊! 这是他二十多年来教诲我们独立走自己的路的结果。我想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但我还没来得及向他报喜，就传来了他和我们永别了的噩耗。每当我想起这个终生的遗憾，就抑制不住内心的万分悲痛。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我赶回家时，妈妈安慰我说：“爸爸家里的办公桌还是保持着他生前的原样，你有什么话就对爸爸的遗像讲吧，就像爸爸还坐在那儿静静地听着，说不准他还能听见。”我想说：“亲爱的爸爸，您走得这样匆忙，连我马上就要告诉您的好消息都没来得及听见就匆匆地走了。在坎珂的路上操劳了一辈子，您放心地安息吧！我们晚辈一定牢记您的谆谆教诲，以您为榜样，做正直的人、做严谨的事业，在我们的人生路上为社会和为您未竟的科研事业贡献应尽的微薄力量。”
－1992年秋，于瑞士日内瓦。
后记
此文原稿撰写于1992年秋父亲去世后不久，但没有发表。从那时起的16年来，我们姐弟三人都尽力按照父亲的遗愿努力生活和工作着。下面简列我们三人的现状以此告慰父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大姐祖玄在父亲去世前后经过不懈的努力获得法国博士学位，接着继续在马赛粒子物理研究所做研究。近年来多次回国参加中法之间粒子物理和网格计算等领域的合作研究。
二姐民协和我现在在祖父工作过和父亲就读过的北京大学任教，于2001年和2003年先后分别被聘为化学学院和物理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我自从1994年开始参加了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CMS实验组。经过各国合作者的十几年的努力，耗资几十亿欧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和CMS探测器终于在2008年9月成功启动运行，成为人类探测物质深层微观结构的最强大的工具。该装置将在比以前世界最高能量还高7倍的人类从来没有研究过的能区上探索诸如质量起源等等一些涉及物理学基本概念的问题。我在十几年的参与中，协助北京大学于1996年申请成为CMS国际合作组的成员，参加了北京大学组在CMS探测器中承担的价值几百万元人民币的组件的建造，并准备了和将参加艰巨的数据分析的工作。同时于2006－2008年我参与了由欧洲的6个单位（包括CERN）和中国的4个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承担的由欧盟资助的“欧中网格”项目；作为该项目中北京大学组负责人，带领全组成功地在北京大学建立了“CN-BEIJING-PKU”计算网格站点。
最近（2008年7月），我当选为CMS国际合作组的理事会（Management Board）成员，代表CMS国际合作组中的16个CERN非成员国，将参与由38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个单位约3000多位物理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整个国际合作组的领导管理工作。大型强子对撞机将至少运行20年。今后的工作仍十分艰巨，但遵循着父亲“为社会为科学服务”和“认真做事”的教诲，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努力，争取不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 钱思进
2008-9-14，于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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