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回顾 (三十)–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严济慈先生

   严济慈先生1900年生,1996年去世,活了96岁,几乎走过了整个20世纪。他和我父亲是同时代的人,我见过他几次,最后一次在家父的追悼会上,他是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主祭。我对他没有太多的亲身感受,好在国内对他的介绍特别多,尤其是他的幼子现中科院院士严陆光先生对他父亲有精采的回忆,他的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为人处世值得后人学习。以下摘录有关他的言行点滴:

   严陆光先生称他的父亲一生做学问谨慎认真,做人脚踏实地,做事想的高远、专心致志,以发展科学技术为本分、捍卫科学为天职。

   他非常强调搞科学一定要专心致志,一定要有所牺牲。他非常欣赏莫泊桑的一句名言:一个人以学术相许身,便再也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必须得有所牺牲。他当时曾和胡适先生交谈时讲过:“只有在巴黎这样的花花世界里,还能够做学问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在电工所成立30周年,他给所里题个词,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他在讲话中说,他是1923年大学毕业,1993年是70 年了,他70年从事教育和科学经验的告诉他,一个科学家,最关键的是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要有大的抱负,要脚踏实地的干。

   在做学问上,他非常强调,要能做学问,必须要能够有所前进和创造,科学上有所发展,最重要的是科研的核心是要创新。“所谓创新,就是你最先解决了某个未知领域或事物中的难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人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别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而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

   “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两条,第一是能够提出问题,找到一个适合的研究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经过努力短期内能够解决,而不是那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都没有希望解决的;第二是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

   “科学工作应该努力做成第一流的。怎样才称得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呢?首先,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等,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买来的”《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红旗》杂志1984年第一期)

   他很简单的讲,科学发展可能发现一些东西,原来是别人不认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但是科学的结果,你发现以后,你必须教会别人,别人也会按你继续做,做完以后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才是科学。

   科学的成果本身不能靠评出来,是要靠实践去证明你是对,还是错,你有多少意义。所以评成果本身并不代表你的科学价值大,无非你找几个人,这几个人说你好,就是好,说你不好,就是不好。绝不是这么简单的情况,这一点,对科学工作者应该追求它的科学成果,能够在人类和科学发展里,发挥历史作用,经过几千年,几百年以后,证明他仍然是对的,这是最高级的奖。

   知识和学问有什么不同?他讲,知识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知识是无止境的,知识是越多越好,人应该有知识。但是学问不同于知识,学问是什么呢?学问是用你有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你念大学,念书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获取知识,要不挑不拣什么都学,这是对的。现在你开始工作了,工作以后,你的最主要的任务要把自己的知识变成学问,要把你的知识,做成各种各样的事来,对人们,对社会有好处。他非常相信,科学这个事业对认识世界是很重要的。但是它能够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富强做出很多事情来。所以他一直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根据实际可能的条件选择你能做的事情,坚决把它做好。对人民,对国家有所贡献。

   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你发表的论文,10年之内没有人引用过——因为科学研究总是有连续性的,这就是说,你这个工作可做可不做,是可有可无的,与整个科学丝毫没有发生关系。

   一个科学家成为杂志、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并不难,但要成为一个书本人物,至少是几十年,书本上都要提到他的研究成果,这就很不容易。……对于这些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愈浅显的教科书愈是提到他们的名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能满足于做新闻人物,而要扎扎实实做研究工作,对科学的发展做出成绩来,争取做一个书本人物。

   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第一,他是爱国者。爱国是做人的很重要的首要条件。他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非常懂得,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好的科学成就是有利于全人类,全社会的,是不分哪国的。但是同时,他清楚地知道,科学家有祖国。

   实事求是是很重要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一个科学家,随时随地一定不能讲假话,不能讲违反事实的话。不能人家要你讲什么,你讲什么。实事求是地办事是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不太讲话的人,他觉得需要讲的时候,他来讲。任何场合都不太多讲话。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捍卫科学,他是忍不住的,有时非常激动。他认为发展科学是自己的本份,捍卫科学是自己的天职,科学要发展,同时必须捍卫。大概在60年代初,他有一次回来很生气,我们就和他说,爸你怎么今天这么生气,他给我们讲这么一件事。他说他刚参加一个会,这个会上有人送来一个报告,说他们推翻了法拉第电解定律。即电解以后产生的物质数量和价数有关,跟分子量有关,同时和通电的电量有关。其中还有一个法拉第常数。当时正好宣传要藐视权威,有同志提出来,既然中国推翻了法拉第定律,我们就应该开个大会来宣传。他听了以后非常生气,他说科学怎么能靠开大会来推翻呢?法拉第定律是经过那么多的实验都证实是对的,现在你推翻了也可以,你应该指定若干个中国的最好的化学实验室,看看做出来的实验究竟是法拉第对还是说的对。怎么能靠会议来推翻一个科学的东西呢?捍卫科学是科学家的天职,你认为不是科学的东西应该坚决反对。

   你们必须懂得,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他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我记得他一直和我们说,他能有今天,他有几个恩师非常重要。有何鲁,胡刚复,熊庆来法布里。

      严济慈先生的人生哲学值得当今中国学人深思,如何避免学术造假,学术腐败根本的问题是教育学人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     

      下面是一些题外話,上面提到的严济慈先生的恩师,前三位是他在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改称为国立东南大学)的老师,而法布里是他法国读博士的导师何鲁和熊庆来都是数学家,熊庆来后来发现和培养了华罗庚,他最后一个弟子是杨乐。他当过云南大学校长,是中国很有名的数学家。而胡刚复先生是物理学家,我在上文中介绍了三位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饶毓泰先生、吴有训先生、叶企孙先生,再有一位应该是胡刚复先生。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特别请了哈佛他这位同学到浙大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当时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竺可桢先生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浙大西迁时在湄潭他是理学院院长,家父是农学院院长,当时曾共同负责浙大湄潭的事务。1949年后他未被浙大留聘,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到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直止1966年因肾病去世,享年74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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