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回顾 (二十四) – 三位“L”姓氏的中国语言学大师(二)

      第三位”L”姓的是吕叔湘先生,19041224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他可以说是家父的同乡。丹阳和溧阳同属苏南,中间隔了个金坛。中国科学院1955年的学部委员很多是江苏籍的,如华罗庚的故乡是金坛,家父是溧阳人。在中关村时我们和吕家有所往来,但不久他们搬到端王府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我印象最深的是众所周知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是吕叔湘先生,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具有影响的词典。他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的研究,是近代汉语语法的开创人之一,所著《中国文法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主要著作有:《文言虚字》、《中国人学英文》、《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语文论集》等。998年4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对老一辈的语言学家、社会科学家我接触很少,了解不多,不能提供更多的点滴逸事。好在另一位中关村人周伯昆正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欠,现摘录部分他对三位“L”先生的回忆:

 

      先说陆志韦先生。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端王府后,我们家和陆先生又成为不远的邻居,见面的机会比在中关村还多。我知道他很博学,对孩子也很和蔼,就常窜到他的办公室或他家,他只要有闲,总会和我聊聊天。我也常问他一些老事。有一次,我看到一张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的照片,在欢迎的人中,陆志韦就站在毛的旁边。我就拿着照片问陆先生,当时毛主席和您说话了吗?他看了看照片说:说了。我刨根问底,问说些什么?陆先生说:毛主席问我,你和司徒雷登还有联系吗?我连忙说,没有,没有。”毛主席大笑说,“给他写封信,老朋友嘛。我问:哪您给司徒雷登写信了吗?陆先生说:你说呢?止住话题,不再说了。我想他一定没有写,麻烦够多的了,再写信,能说清楚吗?
     

我当时是个集邮迷,不知听谁说陆先生有很多邮票,一天,我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想从他那里要点邮票。陆先生很爽快,把一堆信件放到我面前,给我一把小剪刀,说:“你自己要什么就剪什么下来,别把信剪坏就行。”于是我就从他的国内外来信的信封上剪下一些邮票。我有点得寸进尺,又想看看陆先生收集的邮票。陆先生把手一摊,说:“你来晚了,我的邮票都给人了,好几箱子呢。”我一听哎呀哎呀直叫,心想,要是他把邮票给我该多好!后来我才知道,他从20年代开始集邮到50年代放弃,期间他收集了许多国内外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珍品邮票,他曾担当过世界邮展的名誉董事。陆先生不仅是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他还是位集邮家。


      我家是1971年从端王府搬到新源里的。我们家在474单元1楼,陆先生家人在同一单元的五楼,可陆先生已在1970年底去世。文化大革命中,陆志韦以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1969年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息县五七干校,陆先生在干校被分配看(kan,平声)厕所。一代大学者竟然如此受侮辱,那是什么世道呀!那为什么他被分配看厕所呢?息县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大粪都是好东西,常有附近的农民到社科院干校的厕所偷粪。陆先生那年75岁了,原来和我父亲一起分配种菜,实在干不了,就让他守厕所了。他怎么挡驾得了农民的粪叉和粪勺呢?结果大粪依旧被偷,他的处境可想而知,不久就神智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只好送回北京。我母亲在端王府的院子里见过他,写信告诉我,说陆先生太可怜了,简直像是一个要饭的。同年四月,他夫人刘文瑞教授在北京病逝。11月21日一代心理和语言大师病逝于北京端王府,终年76岁。当时我正好在北京,知道他去世,我很难过,也很无奈。我曾到他的住所外站了很久,但屋内空无一人……。

      
      我父亲有两位恩师,一位是魏建功先生(曾任北大副校长),另一位就是是罗常培先生。1950年科学院组建语言所,罗先生就带上了我父亲到了语言所,因此我父亲对罗先生有特殊的感情。家父常带我到罗先生家串门,而罗先生高雅的举止和富有磁力的谈吐让我终身不忘。但我知道罗先生心情一直不好,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想不外是政治运动对他的冲击。记得一次,家父带我去他家(中关村14楼)。我看他家有一台收音机,样子不一般,就过去看。罗先生打开收音机让我听,他说,这台收音机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原来可以收短波,结果有人说偷听敌台,还说可以发报,硬是把收音机拿走,把什么电子管给换了,结果现在和普通收音机一样。他问我,你说无线电收音机能发电报吗?我说,没听说过,不知道。他一面说一面摇头,一脸的无可奈何。
 
      我父亲知道罗先生精神和身体都欠佳,就常去14楼看望他。有次他回来对家人说,罗先生今天很高兴,因为他的女儿上了人民画报的封面。后来我到语言所,真的看到罗先生女儿打网球的照片在1956年某期人民画报的封面上。那年年底,罗先生的儿子又结婚。那段日子,我看到他红光满面,很少有那样好的精神。可是反右开始,他又陷入了苦恼的境地,身体也越来越坏。家父对我说,罗先生真是难呀,看到自己的手下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又无力保护,心里难受。他的手发抖,但还非常仔细地整理稿子和书籍。罗先生在他的书籍上夹上条子,条子上写着一些人的名字。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要处理文件和书籍,准备把他的藏书留给后人。1958年年底,罗先生因病逝世,我父亲当时在他的身旁……。

 

      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端王府,吕叔湘先生的家随之搬到端王府夹道东面的一个小胡同。那里离他上班的地点也只有五、六分钟的样子。而我们家就住在语言所的对面,因此我经常看到吕先生上下班的身影。吕先生和别的老学者不同,他常与他的夫人肩并肩在外面散步。见到熟人打个招呼,老两口继续走路。当时我最不喜欢的一门课就是语法,而吕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语法专家,所以我最拍碰到吕先生他突然问我一个语法的问题。在中关村时,我一见到他,叫他一声吕伯伯,赶快溜走。还好,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语法的问题。

      到端王府后,和吕先生见面的次数更多,语法课也早没有了,所以我也不怕他了。见到他们老两口,我还主动走过去问个好,他们都很亲切地向我点点头,有时还聊上几句。他写过不少书,每出版一本都会送我父亲一本。有一次父亲给我一本再版的《中国人学英语》,说是吕先生送我的。我打开一看果然有吕先生的赠言:伯昆翻阅   吕叔湘。当时学英语的书籍不多,这本书伴我有好几年,文革时不知被谁拿走,我到现在还觉得可惜。

      我工作以后,很少再见到吕先生。但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很忙,而且当了人大常委。80年代初,我读了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非常喜欢。我很想看看这本童话的英文版,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掏。突然想到吕先生,他精通英文,也许他那里会有。一次出差来北京,我去拜访了吕先生。他满头白发,但精神极佳。聊天时,我说很想看英文原版的《快乐王子集》,不知到哪里去找。他说:“我这里也没有,我想办法给你借来。”还说:“王尔德是唯美主义者,他的文章写得很美,但你读起来会感到深奥,没关系慢慢看。”没过两天,吕先生来电话,说他从朋友那里借到了我想看的书,让我过去拿。我非常高兴,我也只是那么一说,可吕先生很认真,帮我借到了。我到吕先生家取书时,他开会去了,是他夫人把书给了我。我看了原版的《快乐王子集》中的几篇文章,得益匪浅。几个月后我回北京还书,吕先生出差了,我又没有见到。真没有想到,那次我的拜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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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中关村回顾 (二十四) – 三位“L”姓氏的中国语言学大师(二)

  1. daping说道:

    老蔡:您好!
    关于中关村人的记载,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一种久违了的情感跃跃欲出。
    我家是60年从端王府(好象我家住在祖家街)搬到中关村南区的。
    请问你有没有端王府的照片,虽然我最近三十年一直在北京,可北京拆的实在厉害,我早就找不到北了!

  2. 海威说道:

    蔡先生,您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最近正在写有关陆志韦先生的传记,该传记是中科院心理所组织编写的《当代心理学家传记》的一部分。不知道您是否和陆先生的子女们还有联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想在稿子出版以前,请他的家人先审阅一下。十分感谢。我的联系方式:zhwblcu@gmail.com;zhanghaiwei03@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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