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回顾 (十五) 竺可桢先生 – 父亲的良师益友

             现在见过竺可桢先生,亲自伶听过他教诲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是有幸的其中一位。在湄潭、杭州期间因年幼沒有太多印象。但家父蔡邦华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后,每年过年过节,家父总带我们去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去拜访竺可桢先生和相邻的吴有训先生。除文革期间有几次没能去之外,至少带我去了七、八次吧!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竺伯伯是 1973 年春节,我清晰地记得,他拿出一篇刚完成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写下”邦华先生,请批评指正!“亲手交在父亲的手里。当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时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好大气魄多大难度的研究课题。在回家路上,爸爸跟我讲,竺先生长期养有记日记习惯,历年勤记不辍,无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还是自身的疲病变故,都没有间断过。日记中还记载了每天的天气和气候。这篇论文是竺先生半个多世纪来锲而不舍的研究成果,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竺可桢有记日记的习惯。

            竺可桢先生 1890 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上虞东关镇,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他于 1918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生前曾长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比家父年长 12 岁,他们相识,相交和相知在浙江大学,保持了几十年的友情。家父对竺师的知遇之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父亲一直把竺可桢先生当成他的良师益友。

            家父 1928 年到浙大任教,比竺先生早到浙大。但 1933 年郭任远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执行“大学军队化”的方针,对教职员盛气凌人,时有侮蔑凌辱,引起家父十分反感。当时国民党要人陈果夫要求在浙江大学农学院设一个“火腿系”,农学院院长许璇认为这是干涉学校工作,不予理睬。陈果夫又通过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对农学院施加压力,许院长愤然辞职。郭任远转而委派森林系主任梁希继任院长,而梁希却同情老友许璇立场,不满郭任远排挤为人正直的许璇断然拒绝出任院长,并提出辞职。从而引起公愤,家父与同院 58 位教师群起支援,一起辞职,离开浙大,这成为当年农学界的一件大事。而后,郭任远种种倒行逆施又形成浙大师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驱郭风潮。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要物色一位有声望、有学术成就的大学校长,负有人望的浙籍科学家竺可桢被任命。 1936 年 4 月 25 日竺可桢开始执掌浙大,竺可桢一改郭任远的作风,决定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开始在国内外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竺可桢都要想办法请来学校执教。对于在海外留学归来有才华的学子,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竺可桢都委以重任,如年仅 28 岁的谈家桢, 26 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而在哈佛大学、东南大学和中央气象所共事的许多同学,同事和学生,均被竺大力邀请至浙大办学。但对东南大学的同事竺也并无门户之分。来自东南大学的农学院院长吴福桢为扩大农学院其他系,决定停办森林学系,此举让森林学系师生大为不满,其他系师生也为森林学系抱不平,遂改由竺素昧平生的卢守耕任农学院院长, 1937 年家父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竺可桢邀请他再回浙大,父亲被竺的诚意所感动,回到了农学院任教。当时正逄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 , ,战火迅即扩散到全国。杭州频遭空袭,为安定科研学习环境,浙大不得不西迁。浙大首迁浙江建德、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三迁到广西宜山时,日军 18 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 118 枚炸弹。由于战局紧张,学校何去何从,一时众说纷纭。加上缺医少药,疾病流行。我的一个姊姊因百日咳被夺去了生命。家父经丧女之痛后决定接受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昆明,行李都装上汽车了,竺可桢校长得知后竭力挽留,并果断决定,任命当时年仅三十七岁的蔡邦华为农学院院长。父亲再一次为竺可桢校长的诚意所感动。此自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浙大农学院院长的生涯。竺可桢担任了浙江大学十三年的校长,家父在他直接领导下他们整整合作了十年,其中包括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黔北办学的六年半。解放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兼生物地学部主任, 1953 年家父调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后合并成动物研究所也在他领导之下,直至他于 1974 年 2 月 7 日去世。

            竺可桢先生对家父是委以重任,充分信任。 1939 年在宜山他授命家父为西迁先遣队,前往贵州选址,家父回宜山后,提出校址设在遵义的方案。实际当时竺校长 曾得到党国密令,浙大就地解散,师生可并入中央大学。竺校长将此方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后,拒绝了电令,最终决定浙大西迁贵州遵义办学。并在湄潭设立分部。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理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三学院组成的。当时家父和工学院院长王国松都正年富力强,文理学院院长是梅光迪(文)、 胡刚复(理)年龄比较大,所以学校很多具体事务遵义由王国松负责,湄潭则由家父去完成。当时的教务长张绍忠也为浙大黔北办学做出重要贡献。竺校长能把浙大办成第一流的学校除了他的办学思想外,在管理上他采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重大事务由校务会议决定。在湄潭办校过程中,家父在农学院有职有权,和竺校长办学理念相合,他坚决贯彻竺校长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他如同竺校长一样,大力延览许多一流学者、教授。在湄潭农学院任教、讲学的专业教授达 42 名。各系均有知名的教授、学者。如农学系的卢守耕、孙逢吉、徐涉,园艺系的吴耕民、熊同和,邵均 ( 森林 ) ,农业化学系的杨守珍、彭谦、罗登义,病虫害系的蔡邦华、陈鸿逵、柳支英、刘淦芝、祝汝佐,农业经济系的梁庆椿、吴文晖,蚕桑系的夏振铎、王福山等。此外,生物系的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仲崇信、张肇骞等均为国内的知名教授学者,在农学院讲授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细胞学等学科,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很大的作用。当时农学院院部、教室、图书馆设在文庙,学生宿舍在梵天宫 ( 后迁入新宿舍 ) ,农经系在财神庙。在西门外约一公里的遵义公路旁,湄江之滨,牛郎背下,贺家祠堂四周租地 200 余亩辟为农场,贺家祠堂设农艺系、园艺系;蚕桑系设在祠堂外的侧屋。在贺家祠堂附近高地上,新建一座二层木结构的“病虫大楼”,这是农学院最漂亮的建筑,属病虫害系。这里除教师工作室外,尚有病、虫大实验室 ( 各一间,每间可容纳 30 人 ) ,仪器药品室、图书资料室、昆虫标本室、植病标本室和消毒室等。屋前还建有小型养虫室和小温床以供 教学科研之用。该楼南面隔江面向“牛郎背”山坡;北面是园艺场的花园和菜圃。每年除冬季外,色彩缤纷的各种鲜花相继盛开,红黄茄果与绿叶相映成趣,是一个优美的读书环境。在农场东北侧的禹王宫为农化系。北测与农场大门隔路相对的唐家祠堂设生物系。在这里形成“浙大生物科学的活动中心。当时课堂分散在城内文庙等处。农院学生上午大多在城内听课,下午到城外实验室或农场进行实验和实习,满城往返,湄潭成了一座大学城。 – 注 1

            竺可桢先生爱校如家,爱护教授,爱生如子,也深深地感染着父亲。那个年代竺校长以爱护学生和教授为天职,这也是现代大学管理的理念之一。竺校长全然不把大学校长当一个官员来做,他决策什么事情,往往先会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学生进行沟通。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出事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责怪教授和学生,而是先去解脱他们,使他们免于任何迫害。家父平时较严肃,学生也许有些怕他,家父对于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选择可能并不苟同,有时也会劝劝学生,希望学生能够集中精力搞学习。但他富有正义感,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会挺身而出保护学生。如 1942 年农学院学生滕维藻、助教潘家苏,遭人陷害被捕,竺校长让父亲代表校方亲自前往交涉,设法营救,终获保释。又如 1947 年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害,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家父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他委托家父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后浙大遭军警包围,打手冲进校园,捣毁学校,又让家父立即赶赴南京,代他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家父不顾个人安危翻墙而出,连亱乘京杭直达赶往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于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况叙说了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 家父说:“可以发表,但不要署我名字” 次日( 1948 年 1 月 5 日)《大公报》、《申报》将浙大“一四暴行” 的消息传遍全国。在面见朱家骅时,朱劈头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 家父回荅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 父亲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立即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在查问: “ 《大公报》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 ? ” 竺校长回荅说 : “不知道 , 但报上所载 , 完全是事实。” – 注 2

              竺可桢先生在政权交接之际,离开浙大。家父不得不代他临时接管校务,处理竺校长离后的校务工作。 在那个年代,很多教授是不願意兼任行政工作,家父也是更願意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但竺校长的知遇之恩,使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 , 也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拆分浙大的决定。此时家父遭人诬陷,遇到不公正对待。我不得而知,调中国科学院昆虫所任付所长是否有竺的苦心?又如文革期间,为浙大的事,家父再度遭受冲击。硬说浙大应变会是反动组织,造反派把家父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政客,关押在动物所牛棚。把我家从十五楼赶到 30 楼一间 8 平方米房间,我弟弟经受不住文革风暴被逼成精神病。他本天资聪明,从北大附小一直到北大附中,年年成绩优异,屡获金质奖章。他沒能上大学,但曾写过一本书被日本、韩国学者译成日文和韩文,现在在网络书店上仍可查到,在 Google 上搜索“蔡恒息”可获 36 条条目,多为日文和韩文的链接,如: JBOOK :易のニューサイエンス-八卦 ・ 太極図とコン:蔡 恒息 :書籍

1989 單行本 Nakamura 蔡恒息 ( 著 ) ・ 中村璋八 ・ 武田時昌 ( 訳 ) 易のニューサイエンスー八掛 ・ 太極圖とコンピューター 東方書店 Amazon.co.jp: 蔡 恒息 : 本 易のニューサイエンス 八卦 ・ 太極図とコンピュータ: 蔡恒息 中村 璋八 … 大阪大學『中国研究集刊』目錄( 1984 年至 2005 年) ( 页 1) – 海外汉学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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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恒息 / 김일곤 ( 外譯 ). 1992. 13 · 類經圖翼 . 張介賓 . 1992. 14 · 건축공간과 노자사상 . Amos Ih Tiao Chag / 尹張燮 ( 譯 ). 1987

            家父晚年不得不为他的幼子的不幸遭遇承受精神的折磨和操劳。原来就是谦谦君子的竺可桢在文革中谨慎小心多了,从知识分子问题和政策,本“求是”精神,他对这场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深深反感。把科学会堂改称“工农兵科学会堂”,大概“将来要仿效巴黎公社,成立普选如工农兵大会”了。庐山会议的“新变法草案”,“人民的义务权利第一是服从毛主席”,“现代迷信”,夫人去跳“忠字舞”了,竺可桢不得不亲操炊务;有病住了北大医院,也要“早晨请示汇报”,“首先向毛主席致敬礼,唱东方红后,背毛主席最新指示、老、新三段及老三篇中的一篇,再加读报”。一次我和家父在公共汽车上碰上竺伯伯,他告诉爸爸为浙大之事,他接受了上百批次的外调。他在《竺可桢日记》中愤愤说:“这样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实在过分了”。他曾掌领的浙大,“旧时人员 300 多都集中在六和塔 ( 分校 ) 学习数个月”,前校长痛苦地写道:“有许多是要打倒的”。教育家郑晓沧“告老”不准,孟宪承死后家属被逼令迁居交出存款,苏步青被罚跪,谈家桢妻自杀;谷超豪,前浙大引以为豪的学生,却成了“复旦”开辟专搞科学而不以政治挂帅的“谷超豪道路”“白专”典型;词人夏承焘,国内不登其词作,寄往国外,便是“里通外国”;常书鸿,以日记得祸,“把他脊骨敲断”……。

  科学院各研究所,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张玺、蔡邦华、刘崇乐、柳大纲、曹天钦、赵忠尧、钱人元、陶愉生、熊庆来、杨钟键、裴文中、黄汲清、钱三强、何泽慧以及叶君健、吴世昌等等,他们的遭遇都记在竺可桢哀痛的笔下。

            在科学受到糟践的年代,竺可桢黯然神伤。他没有被打倒,却未始不是一个被“审查对象”。他是副院长,早已失去了过问科研决策的权力和亲自考察的机会。竺可桢曾为科学家这个神圣的称谓立下三种操守和尺度:“虚怀若谷,不武断蛮横,不凭主观,不抱成见;实事求是,专心一致,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不盲从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逆境,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是不愧科学家这个称号的。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曾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 1936 年到 1949 年担任校长达 13 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 – 注3

注1: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 遵湄时期的浙大植物病虫害系;
注2:竺可桢日记;
注3:晚年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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