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大西迁冝山办学 80 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我很荣幸受邀参加纪念浙江大学西迁冝山办学 80 周年活动,这两天作为浙大西迁后代寻访
团的一员,寻访了在冝山的浙大旧址,参观了浙大西迁冝山博物馆,看到了竺可桢在冝山主
持召开的第 19 次校务委员会上制定浙大《求是》校训和校歌的照片实物,在看到父亲蔡邦
华的签名和照片后,更感到特别激动,深感宜州人民和浙大的情谊,十分感谢宜州父老乡亲
对我们浙大前辈的关怀和支持,及对这次寻访团后人的热情接待。
抗战浙大西迁三迁宜山时,我还没出生,我是 1943 年出生在湄潭的。但父母和兄姐对那段
的经历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家人至少有 6 人参加了浙大西迁,还有一个姐姐死在泰和澄江,
所以无论从平时的言谈中,还是母亲留下的诗词文字中,都对我留下了印记。竺可桢是父亲
的良师益友,他比我父亲大 12 岁,都属虎,我也见过竺校长十多次,最后一次在 1974 年 1
月 1 日,我陪父亲到竺家拜年,他当时给父亲一本他刚完成的中国 5000 年气象的研究论文,
使我十分震撼,后来我父亲告诉我,竺先生每天记日记,必要记录当天的气温天气等物侯信
息,所以那时我就知道竺可桢记日记的习惯,2005 年开始陆续出版了竺可桢日记和全集,
我就买了 7-10 卷西迁部分的日记。当时主要翻阅,在我退休后才真正开始读,竺可桢西迁
部分日记更使我感受至深。但是竺可桢日记有一千多万字,如果我们每天读 1000 个字,一
年算 365 天,一年可读 36 万 5 千字,按此速度,要读完全部日记需要 27 年多。我相信很
少有人通读过。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教育家,中国还没有的第二部类似竺可桢那样全面,深
刻的日记,它西迁部分就是浙大的历史,不仅是编年史,还是编日史,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的
瑰宝。我原是搞电脑大数据的,于是利用我的条件,做了些工作,第一步把竺可桢日记数字
化,第二步对他的浙大西迁遵湄部分和 1939 年日记进行了分析工作,主要作了两项工作,
按照求是精神,特在冝山这个求是的精神家园里,更要求是求真,所以我要讲点心里的真活,
一是我探索了李约瑟是否誉浙大为东方剑桥的题目?我把竺可桢日记里所有有关李约瑟部分
内容全部摘录下来,发现从没提及过。于是我连络了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获得他 1944
年两次访问浙大每天的日程记录,发现他和他当时的夫人的记录里也都没提及。现在有不少
有关浙大的文章提及李约瑟在自然杂志周刊 1945 年 10 月 27 日有此文字,但我拿到原文发
现根本没有提及。还有人说贵州日报当时报道过,并找到了一复印件,我看后,发现实际上
后半部分是模糊的,根本看不清字,却有人在最后结论里加了东方剑桥的文字。我搜索查到
当天中央日报的同样内容的报道,是同一记者写的,只不过两报的标题不同,但并没有提到
东方剑桥的文字。我也寻找和询问了当时参加接待李约瑟的浙大主要人员的后人也没有查到
有任何东方剑桥的文字记录,我向竺安报告了此事,他让我把有关资料,外文的翻译成中文
发给浙大校友会,他自己写文讲以后不要再提浙大东方剑桥之事了。我最近看到习总书记
2014 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在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
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
府。是的,我们应实事求是,对待一切事物。求是求真就是科学精神,是浙大的魂。浙大人
更应该坚守。二是我对西迁的人物在竺可桢日记中提及的次数进行了统计,得到一些有意义
的结论。这项工作还没完成,这里就不说了。我个人力量很小,我给浙大提过建议,希望浙
大用大数据来研究竺可桢日记,当前人工智能很热,我们需要实实在在,踏下心来做些有实
际意义的事。特别是解决对老百姓实际生活有帮助的事,我是看不惯当今社会一些炒作,抄
袭,山寨和所谓弯道超车这些词。尊重知识产权,就是要有求是求真的科学精神,这是对竺
可桢校长的最好尊重和纪念。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蔡恒胜2018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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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 b0002版:24·教育- 西迁路上宁扔行李不扔标本昆虫学家蔡邦华留下镇院之宝。

今年浙大校庆120周年就要到了,这是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但父亲的简历有错,1924他是应章士钊校长之邀加入北京农大执教,1928才到浙大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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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 – 2013.04.25 09:06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熊秉明

光明日报编者按:今年是云南大学建校90周年、熊庆来先生诞辰120周年。熊先生是我国现代数学先驱,是我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建树颇丰并以“熊氏无穷数”理论载入世界数学史册;他倡导“科学救国”,执掌云南大学12年,使云大由省立而国立,撑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西南角,对于完善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布局意义重大;他惜才爱才,诲人不倦,一大批辉耀着中国科学史的名人都曾受教于熊先生:严济慈、华罗庚、赵忠尧、胡坤生、庄圻泰、陈省身、彭桓武、钱三强、钱伟长、杨乐、张广厚等;他品行高洁,言传身教,不仅惠及学生,对子女也影响良多。熊秉明先生是熊庆来先生的次子,抗日战争期间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先学哲学,后学雕塑,是著名的雕塑家和美术评论家。本文是熊秉明先生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而作,虽是旧作,但每每读来,感人至深。熊秉明先生也于2002年去世。日前,本报与云南大学联袂举办了纪念熊庆来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藉此机会,本版特刊发此文,向远去的大师献上我们的怀念。

 1

若要简单扼要地用一两个词来描写父亲的性格,我想可以说:平实、诚笃。

他的面貌方正,嘴阔,鼻系“悬胆”型,眼睛较细而近视,目光含蓄平和,举止言谈也比较缓慢而持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他便常训诫我:“不要心急,慢慢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生性灵活好动而常嫌浮躁。

我没有看到他非常地动怒过,或者激烈地表现过欢欣与悲哀。他没有浪漫主义的素质,可以说相反,他厌恶浮夸与虚饰,在把笔起文稿的时候,很费斟酌。他的要求是文从字顺,精确达意。他的美学原则是从数学来的,推理的缜密和巧妙乃是法语里所说的“优美”。他为我们改文章时常说:用字要恰当,陈述要中肯,推理要清晰。

他并不善词令,至少,我如此觉得。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十数年,他一直说着云南话,音调低沉而缓慢。我6岁到北京,他告诉我北方话的特点,举了一个例子:“黑板”,“板”字念第三声,拖得很长。这是我唯一听到他所说的北京话。当然云南话很容易懂,他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腔调去讲课或和人交谈。此外,他好像也没有去学习语调较抑扬的北方话的欲求。云南人说云南话,似乎是十分自然的,本色的,和他的平实诚笃的气质正是一致的。我想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云南人,山国的人。

待人接物以诚,是他一向为人的原则。外表的浮华、机巧的欺谎、曲折的手腕,都是他所排斥的。学校里建造考究的美国式体育馆,他认为没有必要。他常说巴斯德发现细菌,居里夫妇发现镭,都不是在漂亮的试验室里完成的。

他爱恬淡朴素的生活,不吸烟,不喝酒,不许母亲打牌。这些都不是立意要做出自律正严的道学家或者清教徒。他确乎爱恬淡的生活情调。家里的烹调是清淡的家常口味。他的衣着也朴素,但也有一定的考究和大方。室内没有奢侈的陈设。工作之余他爱收藏一些字画,但是并不苦心搜求稀见难得的古董。较古的物件不过是祝枝山的字、何绍基的字而已。他爱齐白石的画,买过十多件。我9岁时,曾带我去过白石老人家。所以我现在手边还藏有老人那天送我的一幅《雁来红》。其他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也不少,特别是徐悲鸿的画、胡小石的字,他和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不知名的画家的作品,他见了喜欢,也买,并不只因慕名而收藏。

他自己也写字,亲自为人题婚联、挽联,措辞总求有新意。但机会不多。他的字体开阔平稳,没有外在规矩的拘束,也没在内在情绪的紧张。点画丰润,顿挫舒缓,给人以宽和端厚的感觉,一如他的性格。眼光尖锐的还可以察觉出他对空间的敏感,这一点大概和他的数学训练有关。半身不遂之后,左手握笔难于控制,笔划颤抖,但过去的笔致和结构仍隐隐然可见。

他喜欢京戏,却不常看,若去,必和母亲一道。

诵读古诗是他心情好时的遣兴,也是他失意时的慰藉和支持。1950年他在巴黎,对自己的未来颇多烦忧,正考虑留在法国,重新拾起数学研究工作,说是已想好若干题目可做,不料1951年1月突患脑溢血,引起半身不遂,住入医院。病情稍稍好转时,命我带一册唐诗,放在枕边。我深知那时他的心情是极为低沉的。那些唐诗似乎能够给老人受伤的根蒂带来甘露,其回生的作用和药物相同。有意兴时,他自己也作诗。遣词造句,常见新意。1957年东返后,颇有不少赞扬祖国新气象的咏唱。

诗人中他最爱陶渊明。他喜欢菊花。住清华园西院时,每到秋初,便向学校的花房订十数盆各色的菊放在石阶的两旁,一两个月,院里充满“秋菊有佳色”的氛围。

“菊缘”是母亲的名字。他们同年同月生。母亲生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命名从这里来。父亲生于九月十二日,所以一向合并了在一天庆祝生日:九月十日。庆祝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头天晚上母亲亲自和面擀面,面粉里不搀水,全用鸡蛋,擀得极薄,切得极匀,放在湿布下,留待第二天用。鸡选上等的,炖出做汤。一家人就在温暖快活的气氛中围桌享用这鸡丝寿面。鸡肉、面条、鸡汤都透着、闪着浅浅的明亮的金色。经过母亲的慈心巧手,使滋味的精美与纯粹升到象征的境地,铭在我们幼小的心上。我们以为那是人间无上的美味,远远超越一切豪奢的蛮腻。这时父亲便会讲述他年轻时代的生活片断。民国初年学西语,后来到欧洲留学的一些逗笑的趣事。也会讲教学经验中的一些故事。比如刚从欧洲回国到东南大学任教的第一年,他几乎担任系中所有的课程,编所有的讲义。因为当时缺乏师资,更缺乏教科书,而那一年恰好遇到一批出色的学生,每人每次交来的练习必是一整本。一年下来他便病倒了。但他把这些事当作愉快的回忆讲起来。他也会为我们讲到老家祖辈的事迹。可是我们家族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曾祖父。曾祖父白手起家,刻苦守信。少年时贩糖和盐在竹园、开远之间,走一日山路,中午只有一包冷饭充饥,靠一枚咸鸭蛋佐味。据说咸鸭蛋也尽量节省。有一次,差不多空了的残壳被风吹走,跑了一大段山坡追回来。

偶然,星期天上午,有兴致时,他会为我们讲一段《左传》或《战国策》,或者一节代数几何。学校里的作文发下来,他总带着很大的兴味去看,并说出他的意见。他爱文字的精确。他赞成白话文,但是反对用口语写科学论文。在几何求证里,他认为“如果……则……”优于“要是……那么……”。因为“如果……则……”代表严格的思维方式,不得和“要是下雨,那么我就不去了”的句式相混淆。

显然,这样一种性格宜于做科学研究和教学。他也的确视数学研究为他的本位工作。他以为科学工作获得的真理是客观的,真假差误可以核对,可以用实验证明。行政工作,任劳任怨,而褒贬没有定论。牵涉到政治问题更是利害混入是非,权谋高于原则。

在任云南大学校长的初期,他每周仍兼数小时数学课。这几小时的数学课,在他是一种乐趣。但是后来事务太繁,终于放弃。60岁以后,半身不遂,他“重理旧业”,回到数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大概有“终得返故园”的喜悦。那时他写论文用左手,当然写得非常之慢,但他无怨言,自嘲地说:“这病不痛而苦。”工作之余,他常说:“不知老之已至。”

 2

在他的平实诚笃中,有深厚执著的爱:一是对科学真理;一是对祖国与乡土。

在我懂事之后,看到他两次面临重大的抉择,两次都是要他在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乡土服务之间作选择。每一次,经过反复考虑后,都是后者占了上风。一种来自传统的道德感督促他,在集体潜意识底层使他不宁。“为桑梓服务”在他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献身的选择带来重重不幸。

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算学系做教授兼系主任。云南大学闹风潮,省主席龙云打电报给他,请他主持云大。那时云南是一个边远难及的省份,去昆明得办护照,绕道香港、越南,然后经滇越铁路到达。在那里办大学,别的不说,单延聘教授一端便十分困难。但是云南是他的故乡,他觉得对那个地方、那地方的青年有一种责任,所以终于决定“为桑梓服务”,回去了。他在回去的途中,便发生“七七”事变。在抗战期间,负责大学行政很不易。经费拮据是一方面,政治纠纷是又一方面。他这样的科学人才,要应付各式各样的问题,用“鞠躬尽瘁”来描写,并不夸张的。为了教育事业,他献出生命力最充沛的十二年。而在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最激烈的时刻,他坚决果敢地保护了学生和进步教授。但是后来人们论及他的生平,大都只说他是数学家。这一段艰苦非常的事业极少记述。不仅如此,到了“文革”期间,他受审查,不断写交代,也都因为有这一段经历。

50年代,他滞留欧洲,患半身不遂。后渐好转,可以行动,可以用左手执笔写字。因为暂时不能归国,决定回到数学研究。但是做了十二年大学校长之后,“重理旧业”并不容易,何况抱病?但他的平实诚笃里蕴藏有卓越的毅力,他的研究出了成果,用左手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文章,连续在法国科学院杂志上发表,并且完成了一本书编入法国数学丛书。这时国内号召知识分子回国服务,使他又一次面临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服务的选择。那时我在欧洲学习,侍奉在侧,看到他犹豫彷徨的痛苦。我那时年轻,当然是主张他回去的。我以为他这样的科学家一定会受到重视,而以他的爱国热忱和质朴的性格,也一定不会受政治的迫害。回去后,国家的新局面使他振奋,他一心想在晚年透过数学工作作出贡献,指导研究之外,自己发表了不少数学文章,但不及十年便发生“文化大革命”,科研的成就转为罪状:“反动学术权威”。大学校长任内的工作也成为交代不完的旧账。终于经不起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种种磨折,于1969年2月3日逝世。1978年中国科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被列入第一批平反昭雪的名单,1978年灵灰放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于1979年回去,看到父亲用左手所写的交代文字。我在巴黎时看他每日每晚用这种压入纸面的沉重然而不稳的笔划写数学论文,再见这字体,自然亲切熟悉,然而写的是“早请示晚汇报”的记录,我顿觉眼泪的辛辣,心的绞痛。

3

1893年,父亲出生在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村子甚小,当时大概还不到五十户人家。虽坐落在盆地的平原(坝子)上,但距县城有两天的路程,距滇越铁路的开远车站也有一天的山路,实在可以说是偏远闭塞的。

坝子气候炎热,以出产甘蔗著称,也多玉米,稻田反而比较少。甘蔗、玉米都是高型作物,从高处远望,给人以庄稼丰盛的感觉。父亲常说:稻田像水彩画,甘蔗田、玉米田则像油画,我们的家乡是一幅油画。

直到十二三岁他就在这村子的私塾里念子曰诗云。像他这样笃实的人很可能被旧式教育的思想所框限,然而并没有。那子曰诗云为他建立了做人的基本间架,但并没有在他作为科学家、爱国主义者的道路上竖起什么障碍。

15岁,他到昆明,考入英法文专修科,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辛亥革命成功,他18岁,属于被建设国家的狂热鼓荡的一代。次年像其他各省一样,云南省也选拔留学生到欧美留学。他考取赴比利时学矿,目的当然在学成后回到矿产丰富的云南兴建实业。但是到比国的第二年欧战便爆发。他经荷兰、英国到巴黎,矿业学校因总动员关闭,巴黎大学仍上课,他转学数学。他讲起这一段往事,常说他学数学是相当偶然的。

他留学法国八年,1921年东返。在这八年中,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当然无形中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欧洲的科学在此时沿着19世纪的成就突飞猛进。法国大数学家普旺卡烈方逝世(1912年)。巴斯德逝世(1895年)不到二十年,其声望与精神仍发生巨大的影响。居里夫妇发现镭而获诺贝尔奖。在这些科学成就的后面有一种深厚的人文主义为背景。这人文主义也许是父亲深受熏陶而不自意识的,但是从他给我们所讲的一些故事中流露出来。

他常要讲起巴斯德。下面的故事我从小听过许多次,要了解他,我必须把这些故事重述在这里。

18世纪法国南部蚕业很繁荣,可是1859年发生一次大蚕瘟,甚至蔓延到南欧各国以及近东,蚕业濒于绝境。化学家杜马是巴斯德的旧师,推荐巴斯德研究此问题。巴斯德果然找出蚕瘟的细菌,并找到消灭瘟菌的办法。法国蚕业得以迅速恢复。

略在同一时期,法国酿酒商也提出他们的问题来。传统酿酒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往往有大量果汁莫明其妙地不发酵,造成巨大损失。经巴斯德研究,发现了酵母菌的作用,并且掌握了发酵现象的规律,法国造酒业也因此得到飞跃的发展。

1870年普法战争,法皇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国惨败。普鲁士索战债五十万万法郎。据估计在这一笔债务的重担下,法国将长期挣扎不起来,不料由于法国蚕丝业、造酒业的兴旺,这巨额竟在一年中全数付清。当然巴斯德的重要发现远不限于解决养蚕、酿酒的问题,也不是五十万万法郎所能估计得了的。人类与疾病的斗争,由于细菌的发现,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巴斯德晚年,1884年到丹麦哥本哈根演讲,普鲁士王威廉二世那时尚是25岁的王子,也在前排贵宾之列。演讲后,主席为巴斯德介绍在座贵宾时,到了威廉第二,故意回避过去,因为他知道巴斯德是极爱国的。普法战后两国仇恨很深,介绍了,双方都会感到窘促。但这时威廉第二主动走上前去说:“我要向一个为人类创造幸福的人致敬。”巴斯德所做的不止偿还五十万万法郎战债,而且争回了国家的骄傲。

而巴斯德的父亲所期望于儿子的是当一名中学老师。他曾是拿破仑军队的低级军官,解散后,在法国东部茹老山阿尔波亚小城里做制草匠。他对儿子说:“啊,要是你能在阿尔波亚当上中学教员,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他是一个很好学的人。1876年《关于啤酒的研究》的扉页上,巴斯德写着“纪念我的父亲”,又附加这样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懂得你朋友般的慈爱和优越的理性。我过去研究的成果都来自你的榜样和你的忠告。为了珍惜这虔诚的记忆,把这一著述献给你。”

关于巴斯德,父亲还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不能在这里多记。总之,在乡村私塾里吸收的传统精神,和在西方接受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都融为他人格中活泼有生命的成分。他讲巴斯德的故事,讲阿基米得、伽利略、牛顿的故事,一如他讲《左传》《战国策》,给我们幼小的心以惊讶和启发,似乎在未来生命的海洋上,看到有隐约的航线。

父亲有沉厚执著的爱,对科学真理,对祖国乡土。他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不硬性阻止母亲念佛,供一座白瓷观音。关于信仰,巴斯德曾说:“我们内部有两个人,一个是理性的。他要清除一切成见旧说,通过观察、实验和严格推理来了解自然。一个是情感的。他为亲人的死亡而哭泣,他无法证明他能够或者不能够和逝者再见。然而他相信而且期盼。目前人类的知识尚太粗浅,理性和感情是截然不同的领域,两者相牵涉是不幸的。”

我以为父亲也如此。理性的信念和感情的热爱是并存的,两者并无冲突,他也不勉强把两者凑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但是实际生活中,他都被迫选择其一,而结果是两边都受到损失。晚年,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谦逊勤恳从事的科学工作被否定,对祖国与乡土的近于本能的热爱也遭践踏,生命的根柢被翻掘出来受斫伐,心身性命的活源被堵死。那时他已年过70,半身不遂,又患糖尿症和其他老人病症,仍被拉去开斗争会,母亲提了尿壶扶他同去,夜里还要勉力写交代,无怪他活不过“文革”。“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回到伽利略的世纪去。

他属于近代中国启蒙的第一代科学家,在“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从事科学,但他们没有大声疾呼科学如何如何,他们默默耕耘,实实在在为中国科学奠下基石。1921年他从法国东返,南京东南大学创办数学系,他被聘为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1926年清华改办大学,又被聘为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们是拓荒者。他讲起全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查会是很有趣的。时间大概是1923年。要讨论的是一些“函数”“积分”等最基本的译名。陈建功、姜立夫等先生在杭州西湖上雇了一条船泛舟讨论。以上细节我的记忆可能有误,但我要说的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数学工作者,就是一条西湖的小游艇可以载得起的。

我没有学数学,走了文艺哲学的道路。但我能感觉到父亲的数学是美的。他常说“优美的推导”,“洗炼的数学语言”,而且也是善的。我记得他在学生的练习簿上写的优等评语是“善”。

我想起近代著名法国美术史家弗尔讲到他的父亲时说的话;“是他在不自意识中教给我:在最深刻的政治与哲学的革命中,我们的道德力总是不变的,它永远是它自己,变的只是托辞和目标。”我以为,在父亲那里,潜在着这样的道德力,但是我不愿称为“道德力”。它决非教条。它是尚未形成体系的信念,是一种存在的新鲜跳动的液体状态,生命的活水。他曾讲到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结尾的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说,“风”字原作“德”,一字之易,旨趣效果大为不同。“德”字含义太落实;“风”字的意味广阔悠远。“德”字局限于善,只评及德行;“风”则把善与真与美都纳入其中了,范畴尚未分化,一个字把全篇描述点化为一幅气韵生动的画像,而人物的画像复扩展而融入山水天地之间。我以为父亲的道德力是这样一种浑噩的、基本的、来自历史长流的、难于命名的风。在那里,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传统与革命的对立,中西文化的矛盾,玄学与反玄学的论战,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都是“语言的纠纷”。生命的真实在这一切之上,或者之下,平实而诚笃,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地进行。

1991年8月于巴黎

熊庆来先生铜像,是熊秉明教授积39年心血精心雕塑而成。熊教授还写了一篇短文,现附录于后,以飨读者。

父亲的塑像

我把这一座父亲的像献给故乡,献给故乡的云南大学。

我着手塑造的时候是1953年4月,父亲尚在巴黎。

完成的时候是今年,1992年4月,先后用了三十九年。

不过,我真正能面对着父亲制作的时间只是三十九年中的头四年。1957年父亲从法国回到北京,我们从此没有再能见面。“文革”期间,父亲受迫害于1969年故世。三十五年间,我只能凭记忆,凭我对他的了解,在探索中,在摸索中,断断续续地经营打磨。

雕刻的技术,雕刻的观念,因岁月的增长,不断地在变化,工作的着眼点也随着有所不同:

一时着眼于他的严肃的方面;

一时着眼于他亲切平易的方面。

一时念及他的刚毅、坚韧;

一时念及他的笃实、温厚。

一时着重于雕刻的立体感、坚实感;

一时着重于塑面的生动、细腻感。

这样不断地改来改去,就像近代著名雕刻家杰可梅谛所说的:“做一千年也做不完。”

但是今年一月,我又把父亲的像从地下室搬上来,放到雕刻架上,忽然发现自己的眼睛很明亮,不但清楚地看到该怎样改,而且看到了结束的可能。进行加工的时候,颇有得心应手的顺畅。做了两个月,知道可以打住了。约朋友来看,他们也表示首肯。四月送铜厂,浇铸了两座铜像。五月底,得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同意,免费由我随身带到北京。

就在这一年国内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把一座赠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座赠送云南大学。

这几天我又翻阅罗丹和格赛尔的对话录。罗丹说,为自己的亲人所做的像往往是最成功的,固然因为最熟悉,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任何夸张与粉饰的必要。

在制作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这塑像会成为一座纪念像。凡为纪念而制作的像,有类乎古代写墓志铭,不免对墓主加以赞扬歌颂,所谓“谀墓”,雕刻家会力求塑出巨大光辉的形象。我没有过这意图。我相信我的父亲也不会乐意。我想表现出我从小所认识的父亲。这里有严肃与平易,有刚强与温厚,在表面的平静与含蓄下面潜藏着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对祖国与乡土的深厚的爱。这里有对生命本身的诚实和信念。

在座有曾经认识先父的,或曾与他共事,或是他的学生,我希望他们能从这塑像追忆起他当年的神态和他为人为学的风格。

至于年轻的一代,对他们来说,这铜像的人物已属于相当遥远的历史。我希望他们知道这是近代中国科学史上奠基的一代。我希望今天的学子们走过这铜像之前,不觉得有断沟,有距离,而能够感到前行者对来者殷切期待的目光。(1992年9月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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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传 程光胜

戴芳澜传序 李季伦   戴芳澜传-程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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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回忆

中关村回忆已正式出版:

Cover page

蔡恒胜、柳怀祖等著

上海交大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 网站全文刊载:http://www.cas.cn/zt/kjzt/zgchy/

网上购书:

中关村回忆》(蔡恒胜,等刘佩英)【摘要书评试读】- 京东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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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著名書法家與名帖

中國古代著名書法家與名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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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回忆》中的老科学家

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全集是一个PPS文件,是配合即将出版的《中关村回忆》这本书,用演示的形式描述部分新中国的第一代老科学家的科学人生。他们大部分居住在北京中关村,也包括几位虽不住在中关村但和他们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北大和清华同仁,共52位科学家。他们是各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有音乐配音,请欣赏和评论,以便进一步修改。谢谢!

请按以下链接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全集:Chinese_Scientists (2011年5月30日版本 ver.2.0.1.17 – 32.6MB )下载。该全集包括以下分集的所有内容,可以不必再下载分集,除非你想只看某分集的内容。

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分集:

第一集:Chi_sc1 (2011年4月18日版本 中关村老科学家第1集_物理篇 – 7.18 MB PPS)

第二集: Chi_sc2   (2011年5月29日版本 中关村老科学家第2集_生物篇 – 5.76 MB PPS)

第三集:Chi_sc3 (2011年4月18日版本 中关村老科学家第3集_地学篇 – 6.23 MB PPS)

第四集:Chi_sc4 (2011年5月30日版本 中关村老科学家第4集_数化工程篇 – 8.82 MB PPS)

第五集:Chi_SC5 (2011年5月29日版本 中关村老科学家第5集_其他人物(7.62MB)PPS)

叶企孙先生专集:yeqisun(2011年2月17日版本叶企孙先生专集(6.97MB)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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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吟曲》 – 陈緜祥

《龙吟曲》作者:陈绵祥(1900 – 1985),字亨利,字馨丽,号希虙(同伏),江苏吴江人,南社女诗人。

是清末民初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发起人之一陈去病的长女,从小在父亲陈去病及南社诗人柳亚子、徐自华、徐小淑的影响下,爱好诗词并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她能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这是受益于王羲之的字帖影响。她自号秋梦斋主,秋梦似乎是与秋瑾在刑庭书上的名句 “秋雨秋风愁煞人”有关,梦回她幼年时和秋瑾女侠的挚友、寄母徐自华共同居住过的地方杭州西泠桥畔的秋社、秋庭、秋祠。这首龙吟曲冩于抗战胜利之后,气势恢弘,意境深远,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请欣赏Click以下链接:(如不工作,按住Ctrl键Click以下链接)

《龙吟曲》作者:陈绵祥,朗诵:凡凡

如仍听不到声音,请按:龙吟曲 下载该PPS文件(2.74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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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回顾(三十六)留下不同寻常足迹的核物理学家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

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张文裕和王承书是一对科学家夫妇,1956年他们和郭永怀等人一起从美国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绕经香港回国,而后都住进中关村的13楼。张文裕和王承书应当时钱三强所长之邀同到原子能所工作,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死后又毅然将节俭一生的积蓄捐给“希望工程”和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们的人生是留下不同寻常足迹的核物理学家。

张文裕(1910 – 1992)

张文裕1910年出生在福建惠安县一个山村的普通农民家庭,父亲靠几亩薄田和一家中药店维持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第四的张文裕唯一幸运地被送去读书。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泉州培元中学,但因兄、姐相继早逝,父亲执意要他回家干活,养家糊口。经小学老师向泉州培元中学校长举荐,他获得了奖学金,又在亲友的劝说和资助下,父亲才勉强同意他继续上学。

在中学的几年里,父亲多次到学校找他,要他停学回家。但张文裕的聪慧和矢志求学、刻苦读书的精神感动了老师和同学。每当父亲来找,大家就帮他藏起来。后来父亲以他母亲病重为由将他骗回家,并强迫他成亲。为了逃避家庭的包办婚姻,他从家里逃了出来。回到学校时奖学金又中断了,但是强烈的求知欲望激励他克服重重困难。他教了半年小学,靠自己攒的钱继续完成了中学学业。1927年张文裕中学毕业了,虽然成绩优秀,但由于中途辍学,只读了三年半,按照学校的规定不能发毕业文凭,只得到了肄业证书。培元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它一反中国学堂只读四书五经的传统风气,崇尚自然科学,在物理、化学等课程的教学中重视实验课,这一教学传统对张文裕伯伯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影响。每当谈起培元中学,张文裕先生总是充满着感激之情。

中学毕业了,张文裕决心继续深造,培元中学校长许锡安先生表示如果他考取了北京的大学,为他提供两年的奖学金,还亲自给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写了推荐信。1927年秋,带着老师同学帮助凑起的路费,17岁的张文裕只身一人从厦门乘船辗转到达北京,途中他只能租个席子睡在甲板上。到达北京时考期已经错过了,谢玉铭教授介绍他到一家皮革厂边打工边准备功课,并为他争取到补考的机会。经过补考,他被破格录取进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在大学的几年里张文裕历尽了艰辛。他没有钱住学生宿舍,只能住在学生存放行李的阁楼上。他在学校的果园里干过活,帮老师批改过卷子,帮低年级的学生补过课。暑假里,他把铺盖送进当铺当些钱作路费,到内蒙河套一带的水利工地上帮助测量,挣些钱。回来将铺盖赎回,剩下的钱维持生活和继续学业。艰苦的生活磨砺了他坚强的毅力和勤奋努力、自强不息的性格。193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由于学习优秀,在大学四年级时他就被录用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同时进行研究生学习。1934年张文裕获理学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1935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E. Rutherford)教授,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和同学一起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引起各国核物理学家的注目,1938年他获博士学位。

在听到日本进犯中国的消息后,怀着学成报效祖国的的强烈愿望,1938 年底渡英吉利海峡取道河内回到昆明。在国内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任教,在此期间与燕京大学的校友王承书结为伉俪。1942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了缅甸和云南怒江以西的地方,昆明经常遭受敌机轰炸,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张文裕无法进行正常教学。张文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帕尔麦实验室研究教授、物理学家莱登伯(R. Ladenberg)邀请, 1943年赴美进行访问研究。妻子王承书争取到“巴尔博“奖学金去密执安大学师从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研究稀薄气体中声的传播和气体中的输运现象。帕尔麦实验室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实验室,许多美国老一辈著名的物理学家都在该实验室工作过。1944至1949年是张文裕伯伯取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的时期。1949年,张文裕转任普渡大学物理系教授,他是普渡大学宇宙线物理研究的开创者。他把在普林斯顿使用的仪器带到普渡,继续进行实验研究。这段时间曾为他的学生、后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格罗津斯曾深情地回忆他的老师说:“他笑容可掬,总是谦恭有礼,生活简朴。他是一个有理论倾向嗜好读书在物理的历史和哲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人,一位热情无限、充满乐观主义,总给人以鼓舞和忠告,并不断给我提供许多从未记下和再也记不起来的贴切的中国格言的人。他的两句名言成为永恒的指南,现释义于此。我们准备论文时,张教授常说:“写论文时,要总觉得好像你最坏的敌人从你背后伸过头来看你。”这是忠言,即使最坏的敌人是你最好的朋友。他说:“你们必须十分小心地选择研究的问题。请记住:几乎每项实验研究的寿命,不管其内在的价值如何,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可能超过5年。在你们现行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多个5年,所以选题前要认真考虑其重要性。”

1956年,张文裕、王承书夫妇冲破重重阻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据郭永怀夫人李佩的回忆,当时所有的旅客都已上了船。我们正站在甲板上等待开船,突然上来了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后来才知道是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上船检查,指名找张文裕和王承书,到他们的舱房里搜查了所有箱笼约两小时之久。我们在甲板上等待,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深怕万一把他们一家三口扣下,直到看见移民局等人离去才松了一口气。

回国以后,张文裕、王承书夫妇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工作。张文裕领导国内宇宙线研究。看到国内科学研究的条件和规模同出国前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他充满信心。位于云南的宇宙线高山站是当时国内仅有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为了在比当时加速器能量更高的能区进行宇宙线核作用研究,张先生提出了在云南高山站增建一套当时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云室组的建议。他回国时就带回了两块高级平面玻璃和一些实验仪器。大云室组于1958年开始建设。后来,大云室需要面积更大、更薄、平整度更高的玻璃,可以从法国进口。没有外汇,张先生就将自己在国外工作时积攒的美元兑换给中国银行,国家拨给外汇指标,才购进了大云室所需的玻璃。大云室组建成后,观察到了一个可能的大质量带电粒子,并开展了一系列宇宙线课题研究,培养了我国一代宇宙线研究人才。

1961年,受我国政府委托,张文裕先生接替王淦昌先生担任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组组长,并领导一个联合研究组。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坚持开展基本粒子物理研究。多年的科学研究使张文裕深切体会到,利用加速器高强度粒子束的定量实验在粒子物理发展中的重要性。自1964年由前苏联回国后,他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建立我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培养和形成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队伍。1972年9月初,张文裕与朱洪元、谢家麟等18位科学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反映对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意见,并建议建造高能加速器。不到两个星期就得到周总理的亲笔批示,总理指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197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张文裕先生担任所长。

1975年周总理亲自批准玉泉路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程上马,张文裕先生为此呕心沥血,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健康。到1981年,高能所建设了一批实验室和一座实验工厂,加速器和探测器部件的预制研究也取得进展,为建造高能加速器和探测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81年春,国家调整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建设方案。张文裕先生主持论证,他广泛听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从我国国情出发,最后确定了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获得国家批准。1984年10月,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为对撞机工程奠基。在奠基典礼上张文裕先生深情地对邓小平同志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之后,作为名誉所长的张文裕先生始终关心着高能所的发展,直至晚年,还多次坐着轮椅到加速器隧道了解工程进展。如今他的骨灰就撒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附近的苍松翠柏下,以慰他的英灵。

而王承书回国后一直默默工作在原子战线上,1961年春天,钱三强在他办公室里静静等待着王承书,他要向她谈一件他思考已久的事。1960年中国核武器刚起步,而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全部资料。以生产浓缩铀为目标的气体扩散工厂只留下一堆机器和厂房。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科学家自力更生了。钱三强想来想去最后认定王承书是最佳人选。但王承书是研究理论物理的,而且在稀薄气体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钱三强心里清楚,让这位科学家离开自己已付出20多年心血的领域是要作出重大牺牲的。门吱扭一声开了,王承书站在钱三强面前,沉默了一会儿,钱三强轻声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我愿意!” 王承书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从此王承书就从国际、国内的物理学术舞台上消失了,她率领公关组,跨过荒凉的戈壁,来到大西北的气体扩散厂,投入到搞浓缩铀的理论和技术中,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作出了卓越贡献。

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把培养年轻一代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十分爱护学生、后辈,热心帮助他们成长。对于年轻科研人员他总是热情鼓励,耐心指导。

他们热爱祖国,为振兴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不遗余力、奋斗不止,奉献一生。张文裕先生常说一个国家科学不发达就要落后,全民族的素质不提高不行,没有很好的教育,科学事业就会后继无人。他青少年时期艰苦求学的经历,更使他对贫困学生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生前多次表示要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捐献出来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1992年11月5日张文裕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夫人王承书先生和儿子张哲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存款10万元捐献给“希望工程”,这是当时“希望工程”收到的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3万元捐给他中学时期的母校——福建泉州培元中学,用于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余下存款和利息2万多元全部交党费。张文裕先生的藏书捐给了高能所图书馆。1993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决定在西藏萨迦县建一座“希望小学”,定名为“萨迦县文裕希望小学”。而王承书在去世后,一名研究人员满含热泪地说,她是我们的慈母,又是我们的严师,是她把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领进了核科学的殿堂。去世前她留下遗书:(1)不要任何形式的丧事;(2)遗体不必火化,捐赠给医学研究或教学单位,希望充分利用可用的部分;(3)个人科技书籍和资料全部送给三院;(4)存款、国库卷及现金等,除留8000元给未婚的大姐王承诗补贴生活费用外,另存整去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无私奉献一生,没给子女留下任何钱财,最后把遗产化为希望。他们经历了艰难困苦的历程,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留下不同寻常的足迹,这就是这对科学家夫妇平凡而伟大的人生。

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一起工作

方毅院长接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文裕在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格罗津斯一家。左二张文裕、右二王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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