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编者按：今年是云南大学建校90周年、熊庆来先生诞辰120周年。熊先生是我国现代数学先驱，是我国函数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建树颇丰并以“熊氏无穷数”理论载入世界数学史册；他倡导“科学救国”，执掌云南大学12年，使云大由省立而国立，撑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西南角，对于完善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布局意义重大；他惜才爱才，诲人不倦，一大批辉耀着中国科学史的名人都曾受教于熊先生：严济慈、华罗庚、赵忠尧、胡坤生、庄圻泰、陈省身、彭桓武、钱三强、钱伟长、杨乐、张广厚等；他品行高洁，言传身教，不仅惠及学生，对子女也影响良多。熊秉明先生是熊庆来先生的次子，抗日战争期间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先学哲学，后学雕塑，是著名的雕塑家和美术评论家。本文是熊秉明先生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而作，虽是旧作，但每每读来，感人至深。熊秉明先生也于2002年去世。日前，本报与云南大学联袂举办了纪念熊庆来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藉此机会，本版特刊发此文，向远去的大师献上我们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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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简单扼要地用一两个词来描写父亲的性格，我想可以说：平实、诚笃。
他的面貌方正，嘴阔，鼻系“悬胆”型，眼睛较细而近视，目光含蓄平和，举止言谈也比较缓慢而持重。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他便常训诫我：“不要心急，慢慢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生性灵活好动而常嫌浮躁。
我没有看到他非常地动怒过，或者激烈地表现过欢欣与悲哀。他没有浪漫主义的素质，可以说相反，他厌恶浮夸与虚饰，在把笔起文稿的时候，很费斟酌。他的要求是文从字顺，精确达意。他的美学原则是从数学来的，推理的缜密和巧妙乃是法语里所说的“优美”。他为我们改文章时常说：用字要恰当，陈述要中肯，推理要清晰。
他并不善词令，至少，我如此觉得。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十数年，他一直说着云南话，音调低沉而缓慢。我6岁到北京，他告诉我北方话的特点，举了一个例子：“黑板”，“板”字念第三声，拖得很长。这是我唯一听到他所说的北京话。当然云南话很容易懂，他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腔调去讲课或和人交谈。此外，他好像也没有去学习语调较抑扬的北方话的欲求。云南人说云南话，似乎是十分自然的，本色的，和他的平实诚笃的气质正是一致的。我想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云南人，山国的人。
待人接物以诚，是他一向为人的原则。外表的浮华、机巧的欺谎、曲折的手腕，都是他所排斥的。学校里建造考究的美国式体育馆，他认为没有必要。他常说巴斯德发现细菌，居里夫妇发现镭，都不是在漂亮的试验室里完成的。
他爱恬淡朴素的生活，不吸烟，不喝酒，不许母亲打牌。这些都不是立意要做出自律正严的道学家或者清教徒。他确乎爱恬淡的生活情调。家里的烹调是清淡的家常口味。他的衣着也朴素，但也有一定的考究和大方。室内没有奢侈的陈设。工作之余他爱收藏一些字画，但是并不苦心搜求稀见难得的古董。较古的物件不过是祝枝山的字、何绍基的字而已。他爱齐白石的画，买过十多件。我9岁时，曾带我去过白石老人家。所以我现在手边还藏有老人那天送我的一幅《雁来红》。其他当代书画家的作品也不少，特别是徐悲鸿的画、胡小石的字，他和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不知名的画家的作品，他见了喜欢，也买，并不只因慕名而收藏。
他自己也写字，亲自为人题婚联、挽联，措辞总求有新意。但机会不多。他的字体开阔平稳，没有外在规矩的拘束，也没在内在情绪的紧张。点画丰润，顿挫舒缓，给人以宽和端厚的感觉，一如他的性格。眼光尖锐的还可以察觉出他对空间的敏感，这一点大概和他的数学训练有关。半身不遂之后，左手握笔难于控制，笔划颤抖，但过去的笔致和结构仍隐隐然可见。
他喜欢京戏，却不常看，若去，必和母亲一道。
诵读古诗是他心情好时的遣兴，也是他失意时的慰藉和支持。1950年他在巴黎，对自己的未来颇多烦忧，正考虑留在法国，重新拾起数学研究工作，说是已想好若干题目可做，不料1951年1月突患脑溢血，引起半身不遂，住入医院。病情稍稍好转时，命我带一册唐诗，放在枕边。我深知那时他的心情是极为低沉的。那些唐诗似乎能够给老人受伤的根蒂带来甘露，其回生的作用和药物相同。有意兴时，他自己也作诗。遣词造句，常见新意。1957年东返后，颇有不少赞扬祖国新气象的咏唱。
诗人中他最爱陶渊明。他喜欢菊花。住清华园西院时，每到秋初，便向学校的花房订十数盆各色的菊放在石阶的两旁，一两个月，院里充满“秋菊有佳色”的氛围。
“菊缘”是母亲的名字。他们同年同月生。母亲生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命名从这里来。父亲生于九月十二日，所以一向合并了在一天庆祝生日：九月十日。庆祝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头天晚上母亲亲自和面擀面，面粉里不搀水，全用鸡蛋，擀得极薄，切得极匀，放在湿布下，留待第二天用。鸡选上等的，炖出做汤。一家人就在温暖快活的气氛中围桌享用这鸡丝寿面。鸡肉、面条、鸡汤都透着、闪着浅浅的明亮的金色。经过母亲的慈心巧手，使滋味的精美与纯粹升到象征的境地，铭在我们幼小的心上。我们以为那是人间无上的美味，远远超越一切豪奢的蛮腻。这时父亲便会讲述他年轻时代的生活片断。民国初年学西语，后来到欧洲留学的一些逗笑的趣事。也会讲教学经验中的一些故事。比如刚从欧洲回国到东南大学任教的第一年，他几乎担任系中所有的课程，编所有的讲义。因为当时缺乏师资，更缺乏教科书，而那一年恰好遇到一批出色的学生，每人每次交来的练习必是一整本。一年下来他便病倒了。但他把这些事当作愉快的回忆讲起来。他也会为我们讲到老家祖辈的事迹。可是我们家族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曾祖父。曾祖父白手起家，刻苦守信。少年时贩糖和盐在竹园、开远之间，走一日山路，中午只有一包冷饭充饥，靠一枚咸鸭蛋佐味。据说咸鸭蛋也尽量节省。有一次，差不多空了的残壳被风吹走，跑了一大段山坡追回来。
偶然，星期天上午，有兴致时，他会为我们讲一段《左传》或《战国策》，或者一节代数几何。学校里的作文发下来，他总带着很大的兴味去看，并说出他的意见。他爱文字的精确。他赞成白话文，但是反对用口语写科学论文。在几何求证里，他认为“如果……则……”优于“要是……那么……”。因为“如果……则……”代表严格的思维方式，不得和“要是下雨，那么我就不去了”的句式相混淆。
显然，这样一种性格宜于做科学研究和教学。他也的确视数学研究为他的本位工作。他以为科学工作获得的真理是客观的，真假差误可以核对，可以用实验证明。行政工作，任劳任怨，而褒贬没有定论。牵涉到政治问题更是利害混入是非，权谋高于原则。
在任云南大学校长的初期，他每周仍兼数小时数学课。这几小时的数学课，在他是一种乐趣。但是后来事务太繁，终于放弃。60岁以后，半身不遂，他“重理旧业”，回到数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大概有“终得返故园”的喜悦。那时他写论文用左手，当然写得非常之慢，但他无怨言，自嘲地说：“这病不痛而苦。”工作之余，他常说：“不知老之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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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平实诚笃中，有深厚执著的爱：一是对科学真理；一是对祖国与乡土。
在我懂事之后，看到他两次面临重大的抉择，两次都是要他在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乡土服务之间作选择。每一次，经过反复考虑后，都是后者占了上风。一种来自传统的道德感督促他，在集体潜意识底层使他不宁。“为桑梓服务”在他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声音。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献身的选择带来重重不幸。
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算学系做教授兼系主任。云南大学闹风潮，省主席龙云打电报给他，请他主持云大。那时云南是一个边远难及的省份，去昆明得办护照，绕道香港、越南，然后经滇越铁路到达。在那里办大学，别的不说，单延聘教授一端便十分困难。但是云南是他的故乡，他觉得对那个地方、那地方的青年有一种责任，所以终于决定“为桑梓服务”，回去了。他在回去的途中，便发生“七七”事变。在抗战期间，负责大学行政很不易。经费拮据是一方面，政治纠纷是又一方面。他这样的科学人才，要应付各式各样的问题，用“鞠躬尽瘁”来描写，并不夸张的。为了教育事业，他献出生命力最充沛的十二年。而在抗战胜利后，民主运动最激烈的时刻，他坚决果敢地保护了学生和进步教授。但是后来人们论及他的生平，大都只说他是数学家。这一段艰苦非常的事业极少记述。不仅如此，到了“文革”期间，他受审查，不断写交代，也都因为有这一段经历。
50年代，他滞留欧洲，患半身不遂。后渐好转，可以行动，可以用左手执笔写字。因为暂时不能归国，决定回到数学研究。但是做了十二年大学校长之后，“重理旧业”并不容易，何况抱病？但他的平实诚笃里蕴藏有卓越的毅力，他的研究出了成果，用左手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文章，连续在法国科学院杂志上发表，并且完成了一本书编入法国数学丛书。这时国内号召知识分子回国服务，使他又一次面临个人科学工作与为祖国服务的选择。那时我在欧洲学习，侍奉在侧，看到他犹豫彷徨的痛苦。我那时年轻，当然是主张他回去的。我以为他这样的科学家一定会受到重视，而以他的爱国热忱和质朴的性格，也一定不会受政治的迫害。回去后，国家的新局面使他振奋，他一心想在晚年透过数学工作作出贡献，指导研究之外，自己发表了不少数学文章，但不及十年便发生“文化大革命”，科研的成就转为罪状：“反动学术权威”。大学校长任内的工作也成为交代不完的旧账。终于经不起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种种磨折，于1969年2月3日逝世。1978年中国科学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父亲被列入第一批平反昭雪的名单，1978年灵灰放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于1979年回去，看到父亲用左手所写的交代文字。我在巴黎时看他每日每晚用这种压入纸面的沉重然而不稳的笔划写数学论文，再见这字体，自然亲切熟悉，然而写的是“早请示晚汇报”的记录，我顿觉眼泪的辛辣，心的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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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父亲出生在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村子甚小，当时大概还不到五十户人家。虽坐落在盆地的平原（坝子）上，但距县城有两天的路程，距滇越铁路的开远车站也有一天的山路，实在可以说是偏远闭塞的。
坝子气候炎热，以出产甘蔗著称，也多玉米，稻田反而比较少。甘蔗、玉米都是高型作物，从高处远望，给人以庄稼丰盛的感觉。父亲常说：稻田像水彩画，甘蔗田、玉米田则像油画，我们的家乡是一幅油画。
直到十二三岁他就在这村子的私塾里念子曰诗云。像他这样笃实的人很可能被旧式教育的思想所框限，然而并没有。那子曰诗云为他建立了做人的基本间架，但并没有在他作为科学家、爱国主义者的道路上竖起什么障碍。
15岁，他到昆明，考入英法文专修科，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辛亥革命成功，他18岁，属于被建设国家的狂热鼓荡的一代。次年像其他各省一样，云南省也选拔留学生到欧美留学。他考取赴比利时学矿，目的当然在学成后回到矿产丰富的云南兴建实业。但是到比国的第二年欧战便爆发。他经荷兰、英国到巴黎，矿业学校因总动员关闭，巴黎大学仍上课，他转学数学。他讲起这一段往事，常说他学数学是相当偶然的。
他留学法国八年，1921年东返。在这八年中，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当然无形中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欧洲的科学在此时沿着19世纪的成就突飞猛进。法国大数学家普旺卡烈方逝世（1912年）。巴斯德逝世（1895年）不到二十年，其声望与精神仍发生巨大的影响。居里夫妇发现镭而获诺贝尔奖。在这些科学成就的后面有一种深厚的人文主义为背景。这人文主义也许是父亲深受熏陶而不自意识的，但是从他给我们所讲的一些故事中流露出来。
他常要讲起巴斯德。下面的故事我从小听过许多次，要了解他，我必须把这些故事重述在这里。
18世纪法国南部蚕业很繁荣，可是1859年发生一次大蚕瘟，甚至蔓延到南欧各国以及近东，蚕业濒于绝境。化学家杜马是巴斯德的旧师，推荐巴斯德研究此问题。巴斯德果然找出蚕瘟的细菌，并找到消灭瘟菌的办法。法国蚕业得以迅速恢复。
略在同一时期，法国酿酒商也提出他们的问题来。传统酿酒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往往有大量果汁莫明其妙地不发酵，造成巨大损失。经巴斯德研究，发现了酵母菌的作用，并且掌握了发酵现象的规律，法国造酒业也因此得到飞跃的发展。
1870年普法战争，法皇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国惨败。普鲁士索战债五十万万法郎。据估计在这一笔债务的重担下，法国将长期挣扎不起来，不料由于法国蚕丝业、造酒业的兴旺，这巨额竟在一年中全数付清。当然巴斯德的重要发现远不限于解决养蚕、酿酒的问题，也不是五十万万法郎所能估计得了的。人类与疾病的斗争，由于细菌的发现，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巴斯德晚年，1884年到丹麦哥本哈根演讲，普鲁士王威廉二世那时尚是25岁的王子，也在前排贵宾之列。演讲后，主席为巴斯德介绍在座贵宾时，到了威廉第二，故意回避过去，因为他知道巴斯德是极爱国的。普法战后两国仇恨很深，介绍了，双方都会感到窘促。但这时威廉第二主动走上前去说：“我要向一个为人类创造幸福的人致敬。”巴斯德所做的不止偿还五十万万法郎战债，而且争回了国家的骄傲。
而巴斯德的父亲所期望于儿子的是当一名中学老师。他曾是拿破仑军队的低级军官，解散后，在法国东部茹老山阿尔波亚小城里做制草匠。他对儿子说：“啊，要是你能在阿尔波亚当上中学教员，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他是一个很好学的人。1876年《关于啤酒的研究》的扉页上，巴斯德写着“纪念我的父亲”，又附加这样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懂得你朋友般的慈爱和优越的理性。我过去研究的成果都来自你的榜样和你的忠告。为了珍惜这虔诚的记忆，把这一著述献给你。”
关于巴斯德，父亲还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不能在这里多记。总之，在乡村私塾里吸收的传统精神，和在西方接受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都融为他人格中活泼有生命的成分。他讲巴斯德的故事，讲阿基米得、伽利略、牛顿的故事，一如他讲《左传》《战国策》，给我们幼小的心以惊讶和启发，似乎在未来生命的海洋上，看到有隐约的航线。
父亲有沉厚执著的爱，对科学真理，对祖国乡土。他没有宗教信仰，但他不硬性阻止母亲念佛，供一座白瓷观音。关于信仰，巴斯德曾说：“我们内部有两个人，一个是理性的。他要清除一切成见旧说，通过观察、实验和严格推理来了解自然。一个是情感的。他为亲人的死亡而哭泣，他无法证明他能够或者不能够和逝者再见。然而他相信而且期盼。目前人类的知识尚太粗浅，理性和感情是截然不同的领域，两者相牵涉是不幸的。”
我以为父亲也如此。理性的信念和感情的热爱是并存的，两者并无冲突，他也不勉强把两者凑合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但是实际生活中，他都被迫选择其一，而结果是两边都受到损失。晚年，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谦逊勤恳从事的科学工作被否定，对祖国与乡土的近于本能的热爱也遭践踏，生命的根柢被翻掘出来受斫伐，心身性命的活源被堵死。那时他已年过70，半身不遂，又患糖尿症和其他老人病症，仍被拉去开斗争会，母亲提了尿壶扶他同去，夜里还要勉力写交代，无怪他活不过“文革”。“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回到伽利略的世纪去。
他属于近代中国启蒙的第一代科学家，在“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从事科学，但他们没有大声疾呼科学如何如何，他们默默耕耘，实实在在为中国科学奠下基石。1921年他从法国东返，南京东南大学创办数学系，他被聘为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1926年清华改办大学，又被聘为算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们是拓荒者。他讲起全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查会是很有趣的。时间大概是1923年。要讨论的是一些“函数”“积分”等最基本的译名。陈建功、姜立夫等先生在杭州西湖上雇了一条船泛舟讨论。以上细节我的记忆可能有误，但我要说的是：他们那一代的中国数学工作者，就是一条西湖的小游艇可以载得起的。
我没有学数学，走了文艺哲学的道路。但我能感觉到父亲的数学是美的。他常说“优美的推导”，“洗炼的数学语言”，而且也是善的。我记得他在学生的练习簿上写的优等评语是“善”。
我想起近代著名法国美术史家弗尔讲到他的父亲时说的话；“是他在不自意识中教给我：在最深刻的政治与哲学的革命中，我们的道德力总是不变的，它永远是它自己，变的只是托辞和目标。”我以为，在父亲那里，潜在着这样的道德力，但是我不愿称为“道德力”。它决非教条。它是尚未形成体系的信念，是一种存在的新鲜跳动的液体状态，生命的活水。他曾讲到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结尾的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说，“风”字原作“德”，一字之易，旨趣效果大为不同。“德”字含义太落实；“风”字的意味广阔悠远。“德”字局限于善，只评及德行；“风”则把善与真与美都纳入其中了，范畴尚未分化，一个字把全篇描述点化为一幅气韵生动的画像，而人物的画像复扩展而融入山水天地之间。我以为父亲的道德力是这样一种浑噩的、基本的、来自历史长流的、难于命名的风。在那里，理性与信仰的冲突，传统与革命的对立，中西文化的矛盾，玄学与反玄学的论战，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都是“语言的纠纷”。生命的真实在这一切之上，或者之下，平实而诚笃，刚健而从容，谦逊而磅礴地进行。
1991年8月于巴黎
熊庆来先生铜像，是熊秉明教授积39年心血精心雕塑而成。熊教授还写了一篇短文，现附录于后，以飨读者。
父亲的塑像
我把这一座父亲的像献给故乡，献给故乡的云南大学。
我着手塑造的时候是1953年4月，父亲尚在巴黎。
完成的时候是今年，1992年4月，先后用了三十九年。
不过，我真正能面对着父亲制作的时间只是三十九年中的头四年。1957年父亲从法国回到北京，我们从此没有再能见面。“文革”期间，父亲受迫害于1969年故世。三十五年间，我只能凭记忆，凭我对他的了解，在探索中，在摸索中，断断续续地经营打磨。
雕刻的技术，雕刻的观念，因岁月的增长，不断地在变化，工作的着眼点也随着有所不同：
一时着眼于他的严肃的方面；
一时着眼于他亲切平易的方面。
一时念及他的刚毅、坚韧；
一时念及他的笃实、温厚。
一时着重于雕刻的立体感、坚实感；
一时着重于塑面的生动、细腻感。
这样不断地改来改去，就像近代著名雕刻家杰可梅谛所说的：“做一千年也做不完。”
但是今年一月，我又把父亲的像从地下室搬上来，放到雕刻架上，忽然发现自己的眼睛很明亮，不但清楚地看到该怎样改，而且看到了结束的可能。进行加工的时候，颇有得心应手的顺畅。做了两个月，知道可以打住了。约朋友来看，他们也表示首肯。四月送铜厂，浇铸了两座铜像。五月底，得到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同意，免费由我随身带到北京。
就在这一年国内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把一座赠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一座赠送云南大学。
这几天我又翻阅罗丹和格赛尔的对话录。罗丹说，为自己的亲人所做的像往往是最成功的，固然因为最熟悉，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任何夸张与粉饰的必要。
在制作的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这塑像会成为一座纪念像。凡为纪念而制作的像，有类乎古代写墓志铭，不免对墓主加以赞扬歌颂，所谓“谀墓”，雕刻家会力求塑出巨大光辉的形象。我没有过这意图。我相信我的父亲也不会乐意。我想表现出我从小所认识的父亲。这里有严肃与平易，有刚强与温厚，在表面的平静与含蓄下面潜藏着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对祖国与乡土的深厚的爱。这里有对生命本身的诚实和信念。
在座有曾经认识先父的，或曾与他共事，或是他的学生，我希望他们能从这塑像追忆起他当年的神态和他为人为学的风格。
至于年轻的一代，对他们来说，这铜像的人物已属于相当遥远的历史。我希望他们知道这是近代中国科学史上奠基的一代。我希望今天的学子们走过这铜像之前，不觉得有断沟，有距离，而能够感到前行者对来者殷切期待的目光。（1992年9月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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